在民主革命时，我党所以能以小联大，这是要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在于我党争取了孙中山，联合了中国国民党，就形成了四个阶级参加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广东地区找到了一条公开组织工农群众的道路，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以后，蒋介石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我党很注意联合国民党的各军各派，共同抗日。1933年1月，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意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同年5月，党在华北抗日前沿同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等达成共同抗日的协议，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实现察绥抗战。同年11月，党又在福建“剿共”前线同国民党十九路军将领签订了抗日反蒋协定。在党中央、毛泽东领导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北局也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同阎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特别是在1935年党的瓦窑堡会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后，我党积极争取联合东北军和西北军，以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推动全国统一战线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讲，联合地方实力派，正是逼蒋抗日的重要措施，实现国共合作的重要环节。我党在《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就明确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实践证明，这种先易后难、先局部后整体的“滚雪球”的措施是成功的。
这就启示我们，在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实践中，在台湾当局改变“三不”政策以前，我们也不妨打点“迂回战”。那就是要扩大工作范围，更新活动方式。在扩大工作范围方面，我们要放宽视野，在台湾同胞、港澳同胞，乃至全世界侨胞中，在台湾各级当权人物以至三教九流中，做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统战工作，形成空前宏大的爱国大军。“一国两制”的方针以统一祖国为最高原则，撇开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政治态度上的对立，生活方式上的差别，也有利于使各个不同的阶级、阶层、党派、集团的人们走到一起；在更新活动方式方面，诸如广开民间渠道、发挥“中间人”的作用，积极开展经济活动，等等，以民促官，也有利于造成态势，促进台湾当局朝着两党合作、祖国统一的正道上走。(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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