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底在新加坡结束的“汪辜会谈”,达成四项协议,在发展两岸关系和祖国统一事业上迈进了一大步。我们在喜庆之余,不妨静下来思考一下:“汪辜会谈”究竟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有益的启示呢?笔者认为,至少有下列几点。
第一,坐下来谈好。由于国共分裂和内战,两党的隙嫌颇深,两岸分割多年。这些年来,大陆和台湾的“三通”和民间交往虽日渐增多,但终究还没有坐下来谈。这次“汪辜会谈”尽管还是“民间团体”的色彩,然其成就已可喜可贺。这说明,只有坐下来谈,才能化解敌意,打破僵局;才能增进共识,寻找共同点。即使不能一次解决的问题,经过反复商谈,也总能觅其蹊径。设若终不接触,不对话,那么只能误会徒增,冰山难释,祖国和平统一大计将迁延时日,实现无期。俗话说,“万事开头难”。现在双方坐下来谈了,有此第一步的突破,就不难有第二步、第三步。由经济到政治,由民间至官方,先易后难,步步接近。其实,中国共产党对此早有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1990年6月11日就台湾问题发表重要谈话时重申:只要双方坐下来,真正本着“一个中国”的原则,商谈祖国统一,而不是搞“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一切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商量。这次“汪辜会谈”的四项协议,就是谈出来的。
第二,谈,要有诚意,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种诚意,具体讲就是把民族大义放在党派利益之上,要求同存异,要互忍互让。想当年,为了共同反对北洋军阀,为了合力反抗日寇侵略,国共两党曾两度联手。这是把民族大义放在党派利益之上的联合。当今,实现祖国统一、振兴中华,更是国共两党的共同职责。当然,把民族大义放在首位,也要照顾到党派的利益。要求同存异。国共两党都认同只有一个中国,都主张和平统一,都反对“台独”,致力于经济建设,都面临着国际社会的严峻挑战。这些共同点交叉点是主流,长期起作用的。这是国共两党相待以诚的基础。自然,国共两党也有差异、分歧、矛盾。然而,这次“汪辜会谈”的成功,用新的事实证明: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国共两党是完全可以携手合作的。正如香港《明报》说的,“汪辜会谈”在相当和好与顺利的情况下成功结束,其特点是双方均能坚守求同存异的原则,以及互忍互让的精神,终于达致“双赢”的成果。
第三,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先易后难,多做有利于祖国统一的实事。俗话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两岸的密切交流,祖国的和平统一,乃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要靠我们切实去做。走一步,总比不走好。而且,每走一步,都激励着下一步,为下一步创造条件,打下基础。这次“汪辜会谈”,就两岸的经济、文化、科技交流达成的四项协议,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事。拿经济来说,目前台湾经济正处于转型期,大陆的经济改革也进入加快和深化的关键时期,两岸经济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具有很大的互补性。发展两岸经济关系,在交往中平等互利,得以取长补短,互补互益,共同繁荣。国共两党自应珍惜这些年来为缓和海峡两岸局势打下的基础,宁为统一进一尺,不为分裂退半步。举凡通商通邮、文化交流、海事救援、劫机处理,只要有利化解敌意,增进共识,国共两党,两岸同胞,每做一件,就能互相接近一步。解决易的问题为解决难的问题创造条件。两党都要做有利于对方政局稳定、经济繁荣的好事。如果遇事幸灾乐祸,认友为敌,只能亲痛仇快,实际上也是在拆自己的台。(www.xing528.com)
第四,中国的内政问题,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香港问题是从英国手中收回中国领土主权的问题,而台湾问题是祖国内部统一问题,我国同胞之间的事情;收回香港,意味着结束英国对香港的统治权,而台湾回归祖国则是维持国民党在台湾当政的同时实现祖国的统一。所以,尽管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都可以用“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来解决,但是它们的具体模式和工作进程不尽相同。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固然欢迎外国政府和友好人士作出积极贡献,但决不容外国势力干预插手、从中作梗,不容“台独”秉承敌对势力的意志分裂祖国。这次“汪辜会谈”的成功,再次雄辩地证明,我们中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来妥善解决祖国统一的内政问题。孙中山早在1922年就说过:“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地印在我们的历史意识之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我们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在几千年统一和分裂的斗争中,中华民族铸造成了谋求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可贵的民族精神。“汪辜会谈”的成功,就是这种民族精神的体现。
当然,两岸隔阂,年深日久;国共分裂,积嫌颇深。谋求祖国统一,并非易事。这次“汪辜会谈”的成功,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但是,这一步给我们带来了发展两岸关系,谋求国共合作,实现祖国统一的新希望。中国有句话叫“水到渠成”。现在有了“汪辜会谈”及其协议,有了由这次会谈所带来的和谐气氛和宝贵经验,有了两岸各界人士的支持,我们有理由让这个“水”流得快一些。让我们以实际行动迎接祖国统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实现邓小平在1987年5月16日所说的:“祖国统一后,所有中华民族子孙就不仅是站起来了,而且是飞起来了。”
(原载《情系中华》1993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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