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先生从西安事变前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始终坚持孙中山先生的“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的遗教，忠实地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周恩来在悼文中说：“先生与我，并非无党见者，惟站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党见，非私见私利可比，故无事不可谈，无问题不可解决。先生与我，各以此自信，亦以此互信。每当问题争执之际，我辄以‘敌人所欲者我不为，敌人所不欲者我为之’之义陈诸先生，先生亦常以此义相督责。故问题终得解决。先生这种忠于民族国家利益的精神，直贯注到他临终前致某先生（注：指郑介民）书及和我的谈话中，犹殷殷以两党团结为念，可见他在一开始奔走团结时所表现出的忠诚，并非偶然了。”又说：“我与淮南先生初无私交，且隶两党，所往来者亦悉属公事，然由公谊而增友谊，彼此之间辄能推诚相见，绝未以一时恶化，疏其关系，更未以勤于往还，丧及党格。这种两党相忍相重的精神，淮南先生是保持到最后一口气的。”
淮南先生去世后，重庆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秦邦宪、邓颖超等送的挽联是“大计赖支持，内联共，外联苏，奔走不辞劳，七载辛勤如一日；斯人独憔悴，如病热，继病疟，深沉竟莫起，数声哭泣已千秋。”周恩来的挽联是：“安危谁与共？风雨忆同舟。”他在追悼会演讲时声泪俱下，闻者无不动容。凡此也证明，凡是为国共合作和民族团结尽过心力的志士，共产党人也是褒其业绩，永志不忘的。淮南先生离我们而去，已经75年了。现在，中华民族作为巨人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由两党合作，进而祖国统一，进而民族振兴，已是时代的要求。国共两党尽管有历史隔阂和种种分歧，但是都共识到只有一个中国，都致力于经济建设，都反对“台独”，都不希望诉诸武力，都面临着时代的挑战。这些交叉点都是长期起作用的。两党完全可以在“一国两制”的基础上再次携手合作。时代需要有更多的张冲这样的有识之士。因为，“淮南先生的精神尚在，这是团结的象征”。(www.xing528.com)
（原载《统战理论学刊》199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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