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由东北而华北，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举国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亦感唯有全国上下，共赴共难，才是出路。淮南先生当时与乡人张梅谷述及：“年年围剿，节节失利，事到如今，强邻虎视，国将不国。实在不能再打下去。我将尽我职责，争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至于个人功罪，在所不计。”他这么说，也这么做。
早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淮南先生就多次和中共代表进行联络和谈判，先后在香港、南京、上海与中共潘汉年等人频繁接触。12月初，他受命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并建立了南京与陕北的电台联系。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国共再度合作创造了必要的前提。1937年，张淮南和顾祝同奉命抵西安，与周恩来、叶剑英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国民党内一些人横生枝节，他总是不避风险，力主团结御侮，精诚合作。1937年5月，淮南随国民党考察团访问延安，与周恩来为商两党团结事，朝夕往返，多次会议。6月4日，周恩来到庐山与蒋介石继续会议，双方发生争论时，宋子文、宋美龄、张淮南从中周旋磋商。7月17日，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同蒋介石、邵力子、张淮南在庐山继续谈判关于红军改编诸问题。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促使国共合作谈判加快了步伐。所以，周恩来在《悼张淮南先生》中说：“淮南先生伴我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凡所奔走，靡不与闻。因先生之力，两党得更接近，合作之局以成。”其中“一登莫干”、“两至匡庐”，就是在1936年夏和七七事变后，张淮南陪同周恩来去见蒋之举。(www.xing528.com)
周恩来抵延安后，不幸坠马折臂。在他出国就医的一年中，国内风波迭起。张淮南斡旋其间，不遗余力。周恩来说：“然自相识之日始，直至临终前四日，我与淮南先生往来何止二三百次，有时一日两三见，有时且于一地共起居，而所谈所为辄属于团结御侮。坚持国策，至死不移，淮南先生诚五年如一日。五年来国内外风波之险，谣诼之多，甚且侵及先生，但淮南先生辄处之泰然，绝未以一时‘行情’，动其心志，变其神态。且困难愈甚，而先生之努力愈见。”在淮南先生去世后，蒋挽之为“赴义至勇，秉节有方”。周恩来在悼文中认为尚可续上“临事有恒，持躬至谨”两语，以为之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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