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联蒋抗日过渡

“九一八”事变以来，由于蒋介石始终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因此，我党采取了反蒋抗日的立场。党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是在1936年提出来的。我党为了抗日，于1936年2月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准备东进河北，开赴抗日前线。但是，蒋介石、阎锡山用他们的武装力量阻拦我军的去路，向我军进攻。我党鉴于国难当头，应以实现全国抗日为根本，向全国表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决定将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并于1936年5月5日由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红军东征回师后，适时地放弃了“反蒋”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再度重申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重建国共合作的愿望。

从1936年5月到1937年2月，党为实现逼蒋抗日方针，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

就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而言，表明我党愿意谈判订立停战协定，组成抗日统一战线的诚意。1936年5月的回师通电，8月25日致国民党书，都体现了这种精神。

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系蒋介石派往陕西围攻陕甘宁根据地的国民党杂牌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斥和削弱，与蒋介石有深刻的矛盾。他们对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日益不满，日益倾向抗日。根据这种情况，党便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参加抗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力开展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1936年4月9日，党中央派周恩来同志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会谈中，阐明了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商谈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问题；确定了一致抗日、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协定。这次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极大地影响了杨虎城以及他所领导的西北军。党对杨虎城做了大量工作，杨虎城表示拥护党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中央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坚决反对内战，主张和平解决。并应张、杨的电邀，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央代表团促成其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同志为了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业，鞠躬尽瘁，渡过了60多个日日夜夜。西安事变的胜利，是我党逼蒋抗日的胜利。《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的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1月到1937年9月，国共双方先后在南京、西安、杭州、庐山等六地进行了六七次谈判。参加谈判的代表，我方有：周恩来、博古、叶剑英、朱德、林伯渠；国民党方面有蒋介石、张冲、陈立夫、宋子文、宋美龄、邵力子、顾祝同、贺衷寒、康泽等。谈判的主要问题是红军的改编，陕甘宁边区的改制及国共关系问题。(www.xing528.com)

关于红军的改编问题。对编制，我方提出编四个师，十二个旅，二十四个团，每师一万五千人。国民党开始时不同意我军有师的编制，只准编若干团，人数三五千人，故双方意见相去甚远。我方的最后方案是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每师一万五千人，其他的骑兵、炮兵、通讯部队编为直属队，地方红军编为保安队和民团。经过多次谈判，国民党基本上接受了此方案。对指挥机构，我方提出设司令部，朱德、彭德怀分任正副司令，原红军必须由共产党独立领导，各级指挥人员由我党推荐，国民党军委任命，国民党不得派干部来。国民党方面则主张，上面不设总司令部，只设政治训练处，指定主任为周恩来，副主任为康泽。还要求在各级领导中派副职。国民党代表公开提出要毛泽东、朱德离开部队，出来做事，或出国考察，这是重施对待杨虎城之故技。国民党这一套我方当然不能接受。周恩来同志坚持原则，据理驳斥，正告蒋介石，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蒋介石被问得哑口无言。最后结果是：三个师，六个旅，十二个团，设总指挥部和政训处，称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2日，国民党将第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其用意是今后可随意编遣。10月间，我党中央决定取消“政训处”名称，恢复党委制。

关于边区的改制问题。我方提出，将中华苏维埃陕甘宁边区政府改为陕甘宁特区政府，属行政院指导，主要行政领导人（包括正副职）均由共产党派任。国民党则认为，边区政府，不仅他要派人，而且还要任正职，同意副职由林伯渠担任，要边区属陕西省领导。为了迫使国民党在红军改编等问题上同意我方方案，在边区人选问题上，我们作了让步。1937年5、6月间，在庐山谈判时，我方提出边区政府九人委员会的名单：林伯渠、张国焘、博古、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涛、高岗、张冲、杜斌丞。其中有国民党代表张冲，民主人士杜斌丞（1947年为蒋介石、胡宗南所杀害）。但国民党不同意，坚持要任正职。七七事变后，我党又提出在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选一人担任边区行政长官，而以林伯渠任副职。国民党谈判代表康泽对蒋介石说：“共产党提出的在于右任、张继、宋子文三个人中选一人去任边区主任，都不相宜。张继先生对党虽然很忠诚，但很感情用事，于右任先生也是一样，都经不起一拍，共产党对他们好了，他们就会跟共产党走的。宋子文先生我对他不很了解，我看好像更感情用事。”在边区政权问题上，国共谈判一直未达成协议。

关于国共关系问题。对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我方曾提出组织民族联盟，或改组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大体上类似第一次国共合作办法，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共产党在组织上和行动上的独立性。这两种办法蒋介石都不同意，蒋不承认党派的平等地位。国民党方面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双方推派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介石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种无条件的“最后决定权”，我方当然不能接受。以后我方提出补充建议，同意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但须先确定共同纲领，蒋介石才有最后决定权。同盟会不能干涉两党的内部事务，同盟会决议如违反共同纲领，任何一方可以拒绝执行。关于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问题，最后是议而未决。在这个问题上，我党坚决维护了党的独立性不可侵犯的原则。

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我党在3月4日起草了“国共合作宣言”，5月15日党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付国民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发动全民抗战、实现民权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了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取消苏维埃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四项保证。7月17日，由周恩来、林伯渠、秦邦宪（即博古）组成中共中央代表团，赴庐山同国民党谈判。7月2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第二次宣言》，号召实行全国抗战，反对对日妥协。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去南京参加了蒋介石召开的国防会议。经过多次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我党关于国共合作宣言，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同意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但是国民党由于对抗日的动摇，一再拖延实现协议的时间。直到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国民党政府才于8月22日公布了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1937年9月12日改称为第十八集团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我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了承认我党合法地位的谈话。至此，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接着，我党先后在西安、武汉、重庆等地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在武汉创办了《新华日报》。1938年7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毛泽东、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被邀为参政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