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的确立

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确立的。它的确立，本身也是一个不断实践和认识的过程。周恩来同志在《论统一战线》（1945年4月30日）中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后就逐渐向这个方向发展。”

在“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时，党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932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通电》）的统战口号，而民族革命战争的实际内容，则是“工人罢工、农民骚动、学生罢课、贫民罢业、兵士哗变”（1931年9月2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革命委员会为满洲事变宣言》）。1933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开始了对华北的侵略。（此时共产国际送来了联合抗日的“三个条件”。）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这同“民族革命战争”口号比较，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但党当时仅把“三个条件”的提出作为一种策略，用以揭露蒋介石诬我捣乱抗日后方，其他军阀势力要求团结抗日是欺骗宣传。1934年4月20日，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共六条：①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②全体人民总动员；③全体人民总武装；④立即设法解决抗日经费；⑤成立工农兵学商代表选举出来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作为中国人民武装抗日总领导机关；⑥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共同打倒日帝。这个纲领号召全体武装大联合，提出要“联合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敌人”，放弃了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标志着党的统战思想的新发展。1935年1月，党的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解决了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问题，但没有解决政治路线问题。这时全党在思想上仍陷于“左”倾思想的羁绊，还没有认识到王明路线（关门主义）的错误。如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毛儿盖会议决议《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讲到，五次“围剿”不能在中央苏区粉碎，是由于党在军事上单纯防御的错误，“这种军事上的错误，不但对于党中央的总政治路线说来是个别的错误，即对于这一错误的主要负责者，也不是整个政治路线的错误，而是部分的严重的政治错误”。可见，当时还不具备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条件。

标志着党的统战政策重大转变的是“八一宣言”，这就是在共产国标帮助下，以党中央和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个宣言同党以前的抗战主张相比，有下列特点。

一是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而是注意了上层统一战线，提出各党各派、各行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把地主、资产阶级、一切军队包括在统战中，把抗日救国作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中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全国影响很大。宣言虽未把蒋介石包括在内，但号召大家应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该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二是主张成立“统一的国防政府”、“统一的抗日联军”作为统一战线的形式。

三是宣言的发布不再是出于策略的考虑，而是真诚地要求付之于实践。宣言回顾了抗日救国事业所以还未得到应有胜利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日寇蒋贼的内外夹攻，另一方面是由于各种抗日反蒋势力互相之间存在有各种隔阂和误会以致未能团结一致。如过去蔡廷锴、蒋光鼐等在上海抗战，我们骂他们‘狡猾不亚于蒋介石’，在十九路军中搞要兵不要官的运动，而在《宣言》中则把他们的名字都放在‘表现我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之列”。

四是明确提出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指出“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愿意作为成立这种国防政府的发起人”。又说“为了使抗日联军真能担负起抗日重责，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号召全体同胞，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贡献专门技能，以便我全体同胞总动员，并用一切新旧式武器，武装起千百万民众来”。所以《宣言》虽未明确提出共产党的领导，但也体现了党担负领导责任的思想。

五是宣言中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比1934年4月20日提出的六大纲领更加完善。如目标，六大纲领提“全体海陆空军总动员，对日作战”；十大纲领提“抗日救国，收复失地”。如方法，六大纲领提出“全体人民总动员”，“开始的时候，可以用志愿军的办法，将来要逐渐实行征兵制，要立刻成立广大的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反日民众义勇军，并且使他们到前方和后方作战”，实际上是比较空的；而十大纲领提出“救灾治水，安定民生”，“没收汉奸卖国贼的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等切实措施。十大纲领还提出“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实行中国境内各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六大纲领没有这些内容。

“八一宣言”比过去的统战政策有很大进步。它的提出，一方面是接受了过去的教训，但主要的是受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启发。1935年7月25日到8月20日，共产国际七大在莫斯科召开。我党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有王明、康生、陈云、吴玉章和林育英（即张浩）。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七大作了《法西斯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报告分析了国际形势，规定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对在中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具体阐述，指出在中国应“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这次会议，标志着共产国际本身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即由长期的关门主义，转而执行统一战线的新策略。共产国际七大提出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八一”宣言的发表，也是我党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实行政策转变的第一个关键。

接着，就是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这是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政治路线转变的关键。这次会议的背景是：（1）1935年10月，中国红军主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中国工农红军的伟大胜利，无疑的即是抗日反蒋的胜利。”（2）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进一步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我党在“八一宣言”之后，又于1935年11月13日发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此件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出卖中国的阴谋，号召全国人民广泛联合起来，积极参加抗日反蒋斗争。1935年11月25日，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表《抗日救国宣言》，提出愿意同任何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联合抗日的主张。（3）1935年12月，在北平爆发了震动全国的“一二·九”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全国抗日新高潮的起点。当时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投降政策，在我党领导下，北平学生1万多人，于12月9日举行爱国大示威。游行队伍遭到了宋哲元部队用水龙、皮鞭、大刀的袭击，打伤和被捕的学生有500余人，但游行学生毫不屈服，他们在零下二十度的严寒中，赤手空拳和反动军警搏斗。他们可歌可泣的爱国精神，感动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人们。第二天，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在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在天桥汇合，召开市民大会。大会决议：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通电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等。会后游行示威，那天有30多人被捕，400多人被打伤。在广大群众的压力下，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延期召开。

以“一二·九”运动为开端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显示了中国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坚强意志，使执行卖国政策的国民党政府空前孤立，标志着在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形势下，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这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如果说，“五卅”运动准备了北伐战争，那么“一二·九”运动则准备了抗日战争。党的瓦窑堡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www.xing528.com)

为什么要召开瓦窑堡会议？就是因为，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全国救亡运动的高涨，标志着国内形势的新变化，迫切需要党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以来的政治形势的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以便制定正确的政策，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斗争。从党本身来讲，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这次会议是在红军长征途中召开的，只能解决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还来不及系统地解决政治策略上的问题。“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策略方面的错误——关门主义，还在党内存在着，与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如博古同志就坚持“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观点，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和参加抗日的可能性，不同意党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会议争论最激烈的，正是能否和民族资产阶级搞统一战线的问题。所以，瓦窑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彻底克服“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治策略来统一全党的思想。瓦窑堡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彭德怀、张浩、邓发、凯丰、李维汉、郭洪涛等同志。会上有激烈的争论，主要是博古坚持过去的关门主义，对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统一战线，对大资产阶级营垒的分化的可能性，表示怀疑。会议最后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这个《决议》的要点，简述如下。

一是指出当时形势的特点和规定党的策略。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九一八”事变是把中国变成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的开端；华北事变，进一步显示出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这种情况使我党有条件去团结除汉奸卖国贼之外的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革命力量，扩大民族革命阵线，缩小反革命阵线。“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而“反日反卖国贼的民族统一战线之最广泛的和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

二是党的政策的相应变化。总的来说。是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工农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是在1928年7月党的六大规定的十大纲领中提出的。那时，民族资产阶级跟着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站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一边；革命的动力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只剩下共产党。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就扩大了政权的阶级范围。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工农为主体，同时容纳其他一切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和集团，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和强有力的基础。

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分子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要给他们一定的利益，使“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在政策上具体化。在农村政策的改变上，1935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把四中全会以后“反对富农”的政策改为“对富农只没收其出租土地，取消其高利贷，对雇工经营的土地、商业以及其他财产均不能没收”。瓦窑堡会议又规定“富农的财产不没收。富农的土地，除封建剥削之部分外，不问自耕的与雇人的，均不没收”。当农村中实行平分一切土地时，富农有与贫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对民族资产阶级，则规定“用比较过去更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在双方有利条件下，欢迎他们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领土内投资，开设工厂与商店，保护他们生命财产之安全，尽可能的减低税租条件，以发展中国的经济”。

这些政策的改变，“首先就是在更充分地表明苏维埃自己不但是代表工人农民的，而且是代表中华民族的”。“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三是关于党的领导。指明如何保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指出要对党肩负的领导责任具备信心。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行动，正当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时期”，特别是中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战胜了蒋介石几十万军队的长追，“它指明在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吞并，挽救中国出于亡国灭种大祸的伟大力量中，有着苏维埃红军铁一般的中坚力量”；指出要扩大我们的实力，那就是扩大抗日红军，扩大抗日游击队，扩大作为抗日根据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粉碎卖国贼军队的进攻，肃清抗日道路的障碍，巩固抗日后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争取工农的大多数，争取卖国贼军队和日本帝国主义军队的士兵，向少数民族提议建立共同斗争的联盟，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等等。就党本身而言，要扩大和巩固共产党，“共产党需要数十万至数百万能战斗的党员”，党员不但要宣传鼓动，而且要起模范作用。不但要进行下层群众工作，而且要做上层领袖工作；不但要在工人阶级中活动，而且要在农民、兵士、贫民、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以至一切革命同盟者中，进行自己的活动。“只要有群众的地方，不论那里的领导者是怎样的反动，共产党员都应该参加到里面去进行革命工作。”在反倾向问题上，指出“党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它的后果“必然是使党脱离群众，使党放弃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的任务”。正因为关门主义也导致放弃争取领导权，所以《决议》指出它是“实质上同右倾机会主义相同的”。

12月27日，毛泽东同志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报告论述、发挥中央决议的基本精神，批判了关门主义的错误，还对“一二·九”以来的形势，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及其基本政策，都作了精辟的分析。

党的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同志《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彻底批判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关门主义错误，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问题。《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我党阐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完整、最正确的文件，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纲领。它标志着党的政治路线的真正具有实质性的转变，标志着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策略路线的形成。它有力地武装了全党和革命人民，迅速地扭转了“左”倾关门主义所造成的孤立局面。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才真正蓬勃地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