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蒋抗日的基本经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意义

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统战工作的巨大成功。它为党的统战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至今对我们仍有教益。

第一，要抓住社会的主要矛盾，科学分析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变动的实际情况，这是我们分清敌友、实行统一战线策略的客观依据。革命要有同盟军，要搞统一战线，无产阶级要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这些都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是只有把这些原理与本国的国情相结合，提出正确的策略方针，统一战线的事业才能成功。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敌人固然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但是帝国主义不止一个，国内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又有不同的派别和集团，所以，敌人营垒是有变化的；而且，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反对敌人的阶级、阶层是非常广泛的。在这种特定的复杂的国情下，照搬照套马列主义的抽象条文不解决问题，只有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才能分清敌人与朋友，才能分清主要敌人与次要敌人，最大限度地壮大自己和孤立敌人。我党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方针的大胆转变，就是把握了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主要矛盾，深刻地分析了阶级关系新变动，并及时地反映在党的政策策略转变上的成功范例。特别是蒋介石国民党，光是十年内战，就不知杀了多少共产党人。我党不计较历史恩怨而是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倡导合作，这充分表现了党和毛泽东同志善于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本国的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把握历史发展的进程，自觉地推动历史前进。相反，王明教条主义者在思想原则上是理论与实际脱节，在政治策略上是搞关门主义，不但不能孤立我们当时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甚至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边去。他们的关门主义把自己孤立起来，领导权问题也解决不好。可见，如果不把马列主义同本国的国情结合起来，从实际出发，科学分析社会主要矛盾及由此而引起的阶级关系的变化，那么连统一战线的基本问题即“认清楚敌人、队伍和司令官这三个问题”（《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07页）都解决不好。

第二，要有实力。事情看得很清楚，党要使自己在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中成为发起人和组织者，在建立统一战线以后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没有实力不行。周恩来同志说：“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论统一战线》，《周恩来选集》上卷第216页）我们的基本力量，就是党的队伍、军队、革命根据地和工农联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我们在西北地区有了实力，就能够教训来犯之地方实力派，进而联合地方实力派，搞起西北大联合；而西北大联合本身，又是逼蒋抗日、促进全国大联合的统战力量。所以，我们绝不能做削弱自己实力的事情。因为这样做反过来是不利于革命统一战线的。

第三，要有恰当的统一战线政策。政策是调整阶级关系的重要工具。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谈到如何处理革命统一战线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问题时指出：“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资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我党在政权问题上从工农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到民主共和国的转变以及各项具体政策的改变，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所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都体现了我党对政策问题的重视，体现了政策问题对实现统一战线的重大作用。

第四，从反对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错误倾向来说，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中指出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当然，我们在反“左”时要注意防右，反右时要注意防“左”。这样才不至于以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从这个问题可以看到，统一战线与党的建设（思想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实力问题）都是密切相关的，三大法宝是密切相关的。(www.xing528.com)

党由逼蒋抗日进而实现联蒋抗日，得以建立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着重大的意义。它是中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对此，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理解：一是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阶级本质看，它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英美派。它与我们的共同点是抗日，它与日本的共同点是反共，所以，日、我双方都要联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就意味着日寇联蒋反共的失败，我党联蒋抗日的胜利，这就有效地孤立和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二是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实力来讲，当时它是执政的党，控制着国家政权，拥有较雄厚的政治经济实力和数百万军队，中间势力对它还存在着幻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就极大地壮大了抗日阵营，这是实行全国性的大规模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必要条件。三是从国共关系讲，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使国内战争过渡到民族战争。这就减轻了国内阶级战争加于我党的负担，从根本上打破了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时期的孤立局面，使我党取得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抗日活动的机会，千百倍地去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与组织力量，增强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作用。由此可见，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没有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革命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

历史上，国共两党已经有过两次合作。这两次合作，实现了北伐和抗日的大业，有力地促进了我们民族的进步，也是国民党获得生机、光明前途之所在。现在，历史赋予我们中华儿女、炎黄子孙的任务是第三次国共合作。国共双方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也有着共同的立场，合作的基础。叶剑英委员长又代表祖国人民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建议。正如英国《卫报》所说，这是一个“大仁大义的声明”。希望国民党当局顺应民心，捐弃前嫌。国共两党经过对等谈判，携起手来，尽早结束中华民族陷于分裂的局面，共同为统一祖国、建设中华竭诚努力，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谱写新的光辉篇章！

（原载《北京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辑入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1982年11月；辑入山东大学编写组《中国革命史论文辑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