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实行逼蒋抗日方针的主要措施

从1936年5月到1937年2月，党为实现逼蒋抗日方针，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而言，表明我党愿意谈判订立停战协定，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诚意。1936年5月的回师通电，8月25日致国民党书，都体现了这种精神。除此以外，同年12月26日，在《红军将领给蒋总司令及国民革命军西北各将领书》中，既批评蒋介石对抗日不下最后决心，反而亲临西北督剿红军，又表示国势垂危，不容再有萁豆之争；决定一切红军部队，停止对蒋军之任何攻击行动，仅在被攻击时，允许采取必要之自卫手段。11月，我党通电全国，号召全国人民支援绥远抗战；同时领导人民开展营救“七君子”运动。这些斗争都给蒋介石以很大压力。

第二，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这就是说，我们还注重同各地方实力派直接打交道。我们越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就越有可能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如我党从1936年5月东征军回师陕北时起，就通过各种渠道与山西军阀阎锡山进行统战工作，争取阎锡山取消防共保卫团，成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实行“迎共抗日”，使我党在山西开展抗日事业，取得了必要的条件。在联合地方实力派逼蒋抗日方面，我党的重点工作是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它的意义就在于，在西北的局部地区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所以，争取东北军和西北军是实现逼蒋抗日的重要措施。

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是蒋介石派往陕西围攻陕甘宁根据地的国民党杂牌部队，受蒋介石的排斥和削弱，与蒋介石及其嫡系部队有深刻的矛盾；同时，两军在陕北进攻红军屡遭挫败，张杨深知继续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因此，在民族敌人日益深入国土、广大群众抗日怒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在两军广大官兵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推动下，他们对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日益表示不满，日益倾向抗日。根据这些情况，党便把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参加抗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个重要环节，大力开展了对他们的争取工作。此时的张学良，也在想法找党联系。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同志发表了《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表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并提出“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1936年2月通过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被红军俘虏，经过教育释放）联系，党派出李克农同志到洛川同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进行了商谈，双方就互不侵犯、交通等问题达成了口头协议。张学良要求我党派出全权负责代表，与他会谈。为此，1936年4月9日，党中央又派周恩来同志到当时还在东北军控制下的延安同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会谈中，阐明了我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商谈了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联合问题；确定了一致抗日、互相帮助、互派代表等具体协定。这次延安会谈，对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也极大地影响了杨虎城以及他所领导的西北军。杨虎城与我党早有接触。1935年12月，毛泽东同志派汪锋带着他的亲笔信到西安面见杨虎城，并进行了会谈。这是党中央同杨虎城的第一次直接联系。党中央对杨的重视和信任，使他深受感动。杨虎城表示拥护党中央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2月，王世英（我党北方局联络代表）也从天津来到西安。王世英与杨虎志经过商谈，达成了四点协议：一是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与十七路军建立友好互不侵犯协定；二是双方互派代表，在杨虎城处建立电台，秘密联系；三是十七路军在适当地区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并掩护红军人员往来；四是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给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中央批准这个协议。(www.xing528.com)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后，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当此时局转换的重要关头，深刻地分析了西安事变发生后形成的复杂的政治形势，预见了事变存在着爆发更大规模内战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样两种前途，英明地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坚决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和平解决；用一切方法联合国民党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的立场，揭露日寇支持中国亲日派利用拥蒋口号发动内战的阴谋；同情西安事变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并应张、杨的电邀，派出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促成其事。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同志为了团结抗日的民族大业，鞠躬尽瘁，度过了60多个日日夜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的大局为重，眼光远大，气度宽容。西安事变的胜利，是我党逼蒋抗日方针的胜利。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粉碎了亲日派卖国投降和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迫使蒋介石停止“剿共”内战，实行联合抗日的政策，建立了国共两党重新合作的必要前提；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开始改变了内战时期的孤立局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以及我们党促成的这次事变的和平解决，对推动国共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第三，为了适应逼蒋抗日的需要，党的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民族资产阶级跟着蒋介石背叛了革命，站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一边。当时，革命的动力只剩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只剩下共产党。所以1928年7月党的六大提出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并为此奋斗了许多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随着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中间势力抗日倾向的发展，党在瓦窑堡会议决议中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来取代“工农共和国”的口号。人民共和国仍然以工农为主体，现时容纳其他一切阶级中愿意参加民族革命的分子和集团，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随着逼蒋抗日的需要，1936年9月17日，党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定用民主共和国的口号来代替人民共和国的口号。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办法，而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口号，这就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和彻底胜利。

我党的这些措施，体现了以我为主和依靠人民的精神，体现了党善于利用政策作为调整阶级关系的重要工具，来促进逼蒋抗日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