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法宝

处于资本主义向上发展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阶级斗争的实际经验，最早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策略的基本思想：第一，提出了无产阶级必须联合农民小资产阶级。在1848年巴黎发生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彼此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中，农民作了资产阶级的尾巴，成为无产阶级挫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见解：“当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主义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的，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马克思还提出资本主义社会里，小资产阶级是不能摆脱贫困和破产的命运的。农民的唯一出路是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第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利用矛盾，反对当前主要之敌的必要性。他们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一著时，德国资产阶级革命还未实现，封建贵族当权，资产阶级还有反封建的积极性。这时无产阶级可以联合资产阶级反对现存制度，以实现各个击破的目的。《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1848年德国革命的高潮时期，马克思和他的同志们就曾加入了德国有名的资产阶级联盟，并且在这个联盟中与革命资产阶级代表合作。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就是这个资产阶级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到了1849年春天，当德国革命开始走向低潮的时候，马克思和他的同志才退出这个资产阶级联盟，决定建立一个具有独立阶级政策的工人阶级组织。第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1848年革命的历史教训，指出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在参加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时，不应充当资产阶级的追随者，而必须坚持自己独立的政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这些策略思想，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奠定了统一战线策略最初的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无产阶级革命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当时革命中心的俄国，迫切需要解决革命的领导权、同盟军等基本问题。当时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党，不但没有制定正确的策略路线，而且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思想葬送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甚至堕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拥护者。处于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斯大林，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和本国的孟什维克的斗争中，总结了革命斗争的经验，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策略思想。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等著作中，提出了无产阶级的完整的革命策略，其中包括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思想，工农联盟的思想，团结一切尽可能团结的人和孤立分化敌人的思想。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有一段名言：“要想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只有尽最大的力量，同时必须极精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另一方面，又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并且他对这种策略思想作了比喻：如果我们想攀登一座崎岖险阻、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这是达不到山顶的。

中国革命发生于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革命统一战线已经有了马列主义的策略依据，可以得到借鉴。但是中国革命又发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没有发展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帝国主义同中国人民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就使中国革命面临着全新的任务，也给统一战线提出了新的课题。这个时代特点和社会环境，便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在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毛泽东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作了新理解，他把统一战线看作是革命事业取得胜利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法宝。在民主革命时期，他曾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01页）。在社会主义时期，他指出，“我们必须团结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一切爱国人士，必须巩固我们这个已经建立的伟大的有威信的革命统一战线”。

毛泽东同志把革命统一战线看成是一个法宝，主要的依据是：

（1）革命和建设的艰巨性。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便是敌大我小。我国民主革命的敌人，不但有强大的帝国主义，而且有强大的封建主义，还有勾结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人民为敌的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大敌人掌握着反动的国家机器，对人民实行极其残酷的镇压。再加上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而由此产生的革命发展不平衡性、长期性、曲折性，这就要求党必须有一个很好的策略，在长期内努力锻炼和积聚一个足以最后战胜敌人的力量，不然就不能改变敌大我小的形势。毛泽东同志把统一战线当作是民主革命的法宝，就是从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在民主革命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又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他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小农经济十分广大，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这是在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也可以说是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仍然要把统一战线看成是一个法宝的出发点。(www.xing528.com)

（2）从革命人民内部关系来讲，毛泽东同志深刻地认识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无产阶级只占少数（250万~300万的产业工人），最广大的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因此，同盟军问题，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中国革命就更加重要。他曾说过，中国无产阶级“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成革命的统一战线”（《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8页）。党建立以来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二七”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血腥镇压的教训说明仅靠工人阶级的奋斗是不够的。同盟军问题是极关重要的问题。此后，党的三大制定了统一战线的策略，又采取一系列积极步骤同孙中山联合，建立了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于是，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工农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都是由这个统一战线所促进和推动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又一次证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性，使我们党拥有120万军队、200万民兵、1亿人口的根据地，为后来打败蒋介石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队伍是大大发展了，但在全国人口中还只占少数。同盟军问题仍然极端重要。特别是团结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的农民基本群众，仍是统一战线的基础。总之，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就不能孤军奋战，而必须有广泛的同盟军。

（3）从敌人营垒的关系来讲，必须利用统一战线的这个武器去分化、孤立、瓦解敌人，实现各个击破。毛泽东同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思想，不但包括了革命必须有同盟军（这是主要的），而且还包括根据马列主义关于利用敌人矛盾的原理，提出了“团结多数，反对少数，利用矛盾，各个击破”的思想。这是一个新公式。提出这个思想的根据在于，毛泽东同志充分考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矛盾，揭示了中国革命的敌人虽然是强大的，但同时又是分裂的，而且，敌人营垒的这种分裂又是不可克服的。毛泽东同志1928年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就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犯右倾错误的同志，夸大敌人强大的一面，害怕敌人；犯“左”倾错误的同志，把敌人看成铁板一块，都是错误的。同时，在旧中国的社会条件下，阶级力量对比既然长期是“敌大我小”，无产阶级在同敌人作斗争中，也有必要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打击主要敌人，分化孤立其他次要的敌人，实现各个击破。1935年底，毛泽东同志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深刻分析了日本侵略势力由东北深入华北所引起的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指出：“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34页）根据这个光辉的思想，我党充分利用了日蒋矛盾，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反动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联蒋抗日，对停止内战、对日抗战起了决定性作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今天的联合资产阶级抗日派，正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必要桥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54—255页）。

以上三个出发点，归结到一点，就是毛泽东同志善于将马列主义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原理，应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统一战线突出的重要性，并把它称之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个法宝，从而把马列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提到了新的历史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