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毛泽东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失误及其启示

知识分子是有一定文化知识的脑力劳动者。如何科学地制定政策，正确地看待知识分子并发挥他们的作用，向来是国家和民族兴衰的大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上的贡献，主要是：肯定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认为知识分子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主张对知识分子“采取慎重的态度”，“避免采取任何冒险的政策”，指明知识分子“和工农民众相结合”的正确方向。当然，新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有重大失误。我们探讨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得失，根本目的是汲取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加强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更好地调动中国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总目标服务。

我们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政策有一个曲折的过程。总的说是三起三落。第一次是大革命时期，大批知识分子参加革命，联合工农，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左”倾机会主义在党内统治，“过分地或不适当地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单纯的工人成分的意义”；由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到农村，党内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出身的党员人数急剧增加，这就不可避免地把农民和其他小生产者的狭隘观点也带到党内，轻视知识，轻视和歧视知识分子。张国焘就是歧视、排斥、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典型人物，“部队中有军事知识、有战斗经验、勇敢而机智的大批干部被肃反掉”，甚至部队中发生“反戴眼镜的恶劣倾向，几使红军成为一支愚蠢的军队”。这是第一次大的起落。毛泽东正是总结了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在1939年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重要决定。在这前后，他还发表了《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论著，在党的指导思想上达成了“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共识。从遵义会议到1956年的21年中，党和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工作，总体上是正确和成功的。在这些岁月里，大批知识分子投奔革命，并出现了两次高潮：一次是抗日战争初期，大批知识分子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一次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后，大批知识分子献身革命。这些“三八式”干部和“解放牌”干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二次大起。1956年，党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系统地论述了知识分子问题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鼓舞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促进了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此后不久，党和毛泽东把广大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的范畴，1957年全国开展反右运动，大批知识分子被错划成右派。1958年“大跃进”中又有众多知识分子成为拔“白旗”、批“白专”道路的对象，受到一系列不公正的对待。1958年12月毛泽东曾经试图加以纠正，但很快就被1959年的反右倾斗争打断了。随着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而出现了比较宽松的政治氛围，1962年3月，党在广州召开科技工作会议和文艺工作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讲话，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重新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属于劳动人民的一部分，而不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但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进一步系统化，此后，又多次突出强调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紧接着又在全国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展开了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在“文革”期间，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更把这种“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大批高级知识分子和有一定专长、取得某种成就的知识分子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一般知识分子也被视为“臭老九”，实行“全面专政”。由此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给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我国本来已经落后的科学技术水平和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更加扩大了，我国知识分子队伍青黄不接出现断层，不少学科后继乏人，一些学科的带头人严重老化，后果严重。这是第二次大的起落。这次大落与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理论迷误有着直接的联系。

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其理论错误主要在于以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标准。这种观点在反右派运动之前就存在。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提出所谓“两个估计”，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纪要》是姚文元修改，张春桥定稿的，但是毛泽东画了圈，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达的。以世界观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主要错误在于：①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致国际社会主义大学生代表大会》中就提出了“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命题，认为“他们负有使命同自己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在一个队伍里肩并肩地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87页）。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则提出了关于阶级的概念：“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4卷第10页）这就告诉我们，一个社会集团或一个人的阶级属性，是根据他们在社会中的经济地位，以是否占有他人劳动为生活来源而确定的。按照这个定义，到了社会主义时代还把以工资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知识分子当作资产阶级分子，岂非历史的倒退？②违反党的既定政策。1933年瑞金中央民主政府公布的《关于土地改革中的一些问题的决定》第8条就指出“知识分子本人的阶级成分，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法而定”，“知识分子在他们从事非剥削别人的工作，如当教员、当编辑员、当新闻记者、当事务员、当著作家、当艺术家等的时候，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此种脑力劳动者，应受到民主政府法律的保护”。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50年重新颁布1933年的上述文件时又作了补充：“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由此，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参加了工会，在组织上承认这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所以，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作为决定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标准，实乃以言乱法。③从世界观的性质来说，它属于思想意识的范畴。所谓世界观，是人们对于客观世界的总的看法和观点。它根源于经济，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各阶级的意识形成，可以相互影响。按世界观来划分人们的阶级属性，不仅在理论上和政策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会引起阶级阵线的混乱，教训是深刻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积极工作，成绩显著。即使在十年“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的情况下，也没有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表现了很高的政治觉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更是朝气蓬勃，热情迸发，为祖国的四化建设而专心致志、尽职尽责。这是一支可以信赖的队伍。孙冶方、栾弗、蒋筑英、罗健夫等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就是这支队伍的典型代表。那种所谓“知以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极“左”估计，是不符合实际、完全错误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魄力，着手端正党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指导思想，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从这时起，出现了知识分子问题上的第三次大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知识分子工作的主要实践是：①高度评价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1977年9月，邓小平在同教育部主要负责同志的谈话中，直截了当地批评“两个估计”不符合实际。1978年3月，他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我国的知识分子，“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在这次会上，他还明确提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邓小平在论述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十条时着重指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九条，概括起来就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我们事业成败的关键，也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核心。之后他又进一步阐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中一项根本国策。现在，在我们各级领导班子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我们党的一大进步。②落实政策。截至1987年6月，根据中央部署平反了上百万知识分子的冤假错案，其中仅纠正错划右派就有55万人。在全国范围内基本解决了20多年中积累的知识分子工作历史遗留问题，恢复和密切了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③明确地把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改变为充分信任和依靠知识分子的政策，真正做到政治上一视同仁，工作上放手使用，生活上关心照顾。据统计，从1979年至1990年底，全国已有100多万名专业技术干部担任各级党政领导职务，有311万名优秀知识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此同时，逐步改善了知识分子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使我国知识分子迎来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美好春光。党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曲折实践告诉我们：党的路线正确是处理知识分子问题的关键，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程度是与我们对知识分子的重视程度成正比的。

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会发生多次摇摆？根本的原因当然是路线原因，路线决定政策，包括知识分子的政策。除此之外，也有认识上的原因。知识分子是精神产品的创造者。知识分子所从事的是生产精神产品的劳动，而精神生产的方式决定了知识分子必须遵循科学、运用知识、追求真理。精神生产劳动是一种综合的特殊劳动，其劳动能力的形成周期长、投入多，其劳动消耗的方式代价高、补偿慢。事实上，精神劳动的成果有时并不能全部及时物化，有的要经过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显现出社会价值来。因此，社会“对脑力劳动的产物——科学——的估价，总比它的价值低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337页）。知识分子作为精神产品的创造者，不仅要学习继承前人的知识，而且要不断从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成就中更新知识提高自己，才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轻视知识和知识分子，往往同不理解精神生产劳动的这种特性有关；从主观上来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长时期内，我们没有把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提到“安邦定国”的高度来认识。

回顾历史，总结党和毛泽东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得失，从中吸取极可宝贵的历史经验，对于启示我们做好新时期的知识分子工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前，亟待重视以下各点。

第一，要从战略上认识知识分子问题的重要性。从毛泽东强调“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到邓小平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同马克思主义把科学看成是“历史的有力杠杆”、“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的基本原理是一脉相承的。在当今世界，一个国家知识分子的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本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据我国经济学家预测，到20世纪末，我国工农业总产值想翻两番，其中至少有一半要靠先进的科学技术来实现。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趋势看，知识分子并不会随着这个或那个阶级的消灭而消亡，而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所以，在新时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决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的一个关键。尊重知识，就要承认知识对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价值；尊重人才，就要承认知识的载体——知识分子的作用。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现在的科学力量同11亿人口的社会主义大国的需要很不相称。我们必须急起直追，必须在实际生活中摈弃对知识分子的习惯偏见。任何怀疑、猜忌、抱着异己的观念对待他们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正如列宁指出：“假如我们唆使人们去反对‘知识分子’，那应当把我们绞死。”（《列宁全集》第29卷第200页）(www.xing528.com)

第二，改革用人制度，引入竞争机制，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当前我国人才分布存在畸轻畸重的弊病。大城市、大的老的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国有大厂，知识分子分布过密，以致臃肿；相反，中小城市和边远地区，中小型或新建的科研单位、高等院校、集体小厂又人才短缺，不同程度地“贫血”或“营养不良”。这样就使我国有限的人才不能人尽其才，这是一种严重的浪费。这样，人才交流成了“化瘀消肿”的“手术刀”。还有许多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近亲繁殖”严重，人才长期凝固，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历史纠葛严重影响了人际关系，难以排解；导师门生代代相承，代距极短，学术空气沉闷保守，新人难以崭露头角，有真才实学的人受到压抑。评定职称职务存在着“论资排辈”、亲疏宗派、搞关系学等问题，缺乏统一标准，缺乏透明度，缺乏监督和制约机制，从而不能真正达到公平竞争，择优提升，影响和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要改变这种不合理和不协调，除了各项有关制度的改革外，进行人才交流也是缓解矛盾、使人才结构渐趋合理的一种有效办法。由此可以给科研学术单位带来生机活力。要允许知识分子走向适合他们发挥长处的工作岗位和地区，特别是大有作为的边远地区和广大农村。

第三，要切实解决社会分配上“脑体倒挂”的极不合理的现象。“脑体倒挂”严重挫伤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了人才使用上的浪费和外流，促成了知识分子行为和知识产品的短期化，并且使知识分子体质下降，英年早逝的情况普遍发生，最终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股新的“读书无用论”的风气，实际上也是对轻视知识分子现象的惩罚。“文化大革命”已使我们的人才出现了“断层”，我们已经经受不起再一次“冲击”了。知识分子得到较高的劳动报酬，不但体现了脑力劳动本身的社会价值，也有利于鼓励工农学习科学文化。在知识分子身上多花一些钱，是一项基本的基本建设投资。否则，就会如列宁所说的，“我们节省了几亿，却可能丧失甚至用几千亿也不能补偿的东西”（《列宁全集》第29卷第154页）。越来越多的人在沸腾的经济生活中深感真正依靠自己能力生活的时代已经到来。知识分子要学会用自己的智慧去争取美好的生活条件。随着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脑体倒挂”的现象是一定能消除的。

第四，知识分子要增强自己的历史使命感。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肩负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毛泽东1939年5月就在《五四运动》一文中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又说，知识分子“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85页）。“要作好先生，首先要作好学生。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不成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农民学习，在学校则要向学生学习，向自己教育的对象学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08页）毛泽东这些至理名言，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的健康成长，至今依然适用。在新时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着重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也是知识分子发挥自己历史作用所必须掌握的基本功。

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知识分子继承和发扬革命的优良传统，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深入实际，深入工农，追求真理，锐意进取，艰苦奋斗，乐于奉献，就一定能更好地履行建设祖国、振兴中华的光荣历史职责。

（原载《足迹》1994年增刊，纪念毛泽东一百周年诞辰学术讨论会论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