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对中国工人阶级及孙中山的影响

伟大的五四运动是我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这次革命唤起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觉醒，也对当时正在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革命者以巨大的影响，其中就包括孙中山。孙中山一生经历了两个时期：在前一时期，他首先揭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理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而在后一个时期，他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接受了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纲领，并且为了实现这个纲领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孙中山由前一时期跃进到后一时期，关键是受到了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得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

五四运动带着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姿态，实践着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革命课题，并把它推向新的阶段。孙中山因此极为感奋，受到了巨大的教育，开始酝酿着他一生革命历程的重大转变。关于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就笔者涉猎所及，以往史学界虽有零星论述，但系统研究较少。现在，想就此作些探讨，以求抛砖引玉，使这个问题的研究得到更多的成果。

在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下，1919年爆发了五四革命群众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迅速登上政治舞台。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怒潮面前，一切反动政客憎恶着、诅咒着、反对着。有的当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以为目的已达，革命工作可以终止了，于是，思想僵化、斗志衰退、脱离群众，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而孙中山没有停止前进。他清楚地认识到革命目的还没有达到，虽屡遭挫败，仍继续奋斗。随着五四群众运动的爆发，孙中山好像在沉闷的中国听到了一声惊雷。他欢迎这个运动，并接受运动的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中国思想舆论界的变化，都是辛亥革命时所没有的。这些也都是孙中山接受五四运动影响的社会条件。然而，促使孙中山接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他的革命经历和个人思想基础。

孙中山一生的革命道路是坎坷不平的。特别是从辛亥革命以后，他经历了极其艰难的革命历程。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孙中山主要做了排满、倒袁、护法三件事。

第一件事——排满。在孙中山的领导下，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赶跑了皇帝。但是，由于这次革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不久革命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新的政治代表、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所篡夺。由辛亥革命所诞生的中华民国不过是大小军阀的世界。中国仍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之下。孙中山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过：“我当时观察中国形势，我已经承认吾党已经立于失败地位。我当时极为悲观，我以为在吾党成功之时，吾党所抱持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尚不能施行，更复有何希望！所以我承认是失败。”^[1]

第二件事——倒袁。1912年3月，孙中山把总统位置让给袁世凯的时候，曾经对袁世凯抱有幻想。“盖信其能服从大多数之民心，听义师之要求，以赞共和，则必能效忠民国，践覆约法，而昭守其信誓也。”后来，袁世凯的一系列的倒行逆施，使孙中山的幻想破灭了。他看清了袁世凯是“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从1913年以后，他多次领导了同袁世凯的斗争，结果都失败了。1916年，袁世凯猝毙，继他而起的仍然是军阀。倒袁失败，事实上是1911年辛亥革命失败的延续。此时，“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孙中山为此而“疾首蹙额”、“彷徨日夜”。

第三件事——护法。1917年7月，孙中山在广州与南方的军阀结成联盟，建立了一个反对北方军阀的护法政府，并被选为这个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把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当作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认为，当时救国之生路，“惟有恢复国会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一途”。但是，南方军阀的意图不过是利用孙中山的影响来与北洋军阀争夺地盘而已。仅仅一年以后，孙中山就被南方军阀排挤了。接着他从广州到了上海。在这一时期，他既与北洋军阀对抗，又和南方军阀断绝，但他一时还不曾想到和人民结合，“半筹莫展，一败涂地”，感到非常孤独。1918年12月，孙中山感叹地说，他长期以来对于革命的“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他看到国事日生纠纷，人民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

孙中山总结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曾经说过：“大抵我们革命，在起初的时候，奋斗均极猛烈，到后结果，无一次不是妥协。即举‘排满’、‘倒袁’、‘护法’三役而言，我们做革命都是有头无尾，都是有始无终，所以终归失败。”孙中山感到原来的道路行不通，又没有找到新的道路；目睹“同党人心涣散”又没有找到依靠的力量；决心奋战饮弹、报我国家，又没找到良好的方法。孙中山处于痛苦的探索之中。就这样，客观的困境转化为他主观上寻求革命真理的迫切需要。恰恰在这时，继苏联十月革命之后，在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六三”运动以后，学生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形成了更加波澜壮阔的革命浪潮。伟大的五四运动把孙中山推进群众运动的旋涡之中，催促他重新振奋起来，逐步走向新的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在上海从事《建国方略》的写作。他经历过一连串的挫败，此时正在继续努力寻找救中国的道路。五四运动的惊天浪涛，顿时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在本国沉睡的土地上看到了一幅前所未有的革命大场面。十月革命使孙中山看到了国际工人阶级的力量，而五四运动又进一步使孙中山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此时孙中山的欢乐心情是长久以来所没有的。他对五四运动给予热烈的同情、赞助和支持。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反帝反军阀的盛大游行示威。北洋军阀政府派军警残酷镇压，当天有学生30多人被捕。孙中山得知此事，立即打电话给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义正词严地要求从速释放被捕学生。由于孙中山和社会上其他进步人士的支持，广大人民群众的斗争声援，被捕者得以很快出狱。1919年6月以后，学生运动的重心由北京转移到上海。6月中旬，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学生代表先后齐集上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在全国学联开会期间，孙中山应邀到会讲演。他在讲演中说：“宋代有太学生陈东等伏阙上书，今日有北京学生发起的五四运动。学生不能安心读书，挺身出来干预政治，总是由于政治太坏的缘故。从五四运动以来，不一日间，学潮弥漫全国，人人激发爱国良知，誓死为爱国的运动，整个社会蒙受绝大的影响。”他的讲话表现出对五四运动抱着深切的同情和赞扬。在此前后，孙中山还多次邀请各地赴沪学生到他莫利爱路寓所亲切交谈，向学生了解五四运动的情况，宣传救国事业，还曾经语重心长地勉励学生：“中国的希望，就寄托在你们这些青年的身上。”同年10月8日，孙中山在上海青年会作了题为“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的演讲。这一年，孙中山还同五四运动的直接组织者和领导者李大钊同志有了接触。孙中山特别钦佩和尊敬李大钊。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的真正的革命同志。综上所述，从五四运动一开始，孙中山就被前所未有的爱国运动吸引住了。他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走出书斋，到群众当中去，他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爱国运动一边。

毛泽东曾经说过：“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99页）五四运动开始是知识分子的革命运动，不久发展到“六三”运动，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所以产生巨大的作用，正在于她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把斗争的锋芒直指当时阻碍中国前进的恶势力——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孙中山正是在这些最主要之点上，接受了革命运动的滋养。

五四运动使孙中山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力。1919年1月，英、美、法、意、日等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分赃会议。帝国主义列强不仅蛮横拒绝中国人民提出的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取消丧权辱国的中日协定21条等项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受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种特权。中国以“战胜国”的资格却得到了“战败国”的待遇。反动的段祺瑞政府打算屈从列强的意志，同时对反抗的群众实行镇压，由此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特别是“六三”运动以后，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觉悟了的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威力。以中国工人阶级为主力军的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浪潮席卷全国。在广大群众特别是工人群众的强大压力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撤销了卖国贼曹、章、陆的职务，并不得不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的重大胜利，在国际上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孙中山当时就非常敏锐地感觉到群众的威力。1919年10月，孙中山就指出：“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1920年1月底，他说：“自北京大学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于是蓬蓬勃勃，发抒言论。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各种新出版物，为热心青年所举办者，纷纷应时而出。虽以顽劣之伪政府，犹且不敢撄其锋。……倘能继长增高，其将来收效之伟大且久远者，可无疑也。”在这以前，孙中山在他的革命实践中没有看到广大群众的伟大力量，还不懂得人民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赢得解放。他只是依靠少数党人对他的忠诚，甚至企图利用一个军阀反对另外一个军阀，结果没有一次取得成功。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由于没有发动和依靠群众，特别是没有一个农村大变动，所以失败了。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论述，表明了他对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有了比过去深刻得多的认识。在以后几年的斗争实践中，特别是在痛苦的教训中，孙中山对群众力量的认识越来越明确。1923年1月，孙中山曾明确指出：“今日革命，则立于民众之地位，而为之向导。所关切者民众之利害，所发抒者民众之情感……故革命事业，由民众发之，亦由民众成之。”孙中山还深感五四运动所以能在群众中迅猛而广泛地开展，是同“国内各界舆论，一致同倡”分不开的。五四时期，北京出版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孙中山在上海也指派廖仲恺和朱执信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星期评论》。孙中山还注意对军队的宣传鼓动工作。他曾送给冯玉祥6000本《三民主义》，1000本《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冯玉祥把这些书分发给自己领导的各部队，列为官兵共同悉心研讨的正课。(www.xing528.com)

五四运动使孙中山加深了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认识。1919年的巴黎和会，充分暴露了帝国主义弱肉强食的强盗面目和封建军阀卖国求荣的奴才本性。过去，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是认识不清的。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第3号上，发表了《民报六大主义》一文，实际上代表了同盟会的政纲。其中第六项政纲是“要世界列强赞成中国革命”，反映了孙中山和同盟会对帝国主义的幻想。孙中山曾经无数次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五四运动中，中国人民斗了帝国主义，保卫了国家的主权，这使孙中山颇有感受。五四运动爆发不久，孙中山在发表的救国演说中，在分析形势和斗争方针时指出：“内忧既已当前，外患同时俱至；在内则有南北交争，在外则有强邻危我国脉，故万不能不采一有力之方法以救吾国。”这时，虽然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面目还认识得不十分清楚，但应当说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已经有所察觉和警惕。对于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封建军阀，孙中山开始对他们的凶恶面貌也缺乏深刻的认识。民国成立后，他为了谋求国内的统一，曾把总统的职位让给了袁世凯；在以后的护法之役中，他一再依靠一个军阀对付另一个军阀，实际上都是由于对封建主义缺乏本质认识而犯的错误。五四运动的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姿态，使他认识到“改造中国的要件，第一步只有革命”。1919年10月，他说：“八年以来的中华民国，政治不良到这个地步，实因为单破坏地面，没有掘地底陈土的缘故。”他所说的“陈土”，就是官僚、军阀和政客。“要建筑灿烂庄严的民国，须先搬去这三种陈土，才能立起坚固的基础来。”表明了他除恶务尽的坚决态度。他还提出要“重新开始革命事业，以求根本改革”。后来，他在一次演说中更明确地提出，解决中国问题要断绝两个祸根：“这两个祸根，一个是军阀，一个是帝国主义。这两个东西与我们人民的福利，是永远不能并立的。”由此观之，孙中山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已大有提高。

五四运动还使孙中山进一步注意了革命政党的改造和建设。在五四运动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站在运动的前列。而当时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没有发挥出实际的力量，简直没有起什么作用。对此，孙中山很有感触。自辛亥革命以来，他组织的政党，从同盟会到国民党，从国民党到中华革命党，几经改组。但是，党员真正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社会改革的太少了。党心涣散，意志消沉，党内矛盾重重，严重脱离群众，不能形成有效的革命力量，以致在腐朽的敌人面前也不能取胜。还有大批党员投降北洋军阀，“党员附逆，议员卖身”，党的腐败作用，犹如“深山蔓草，烧而益生，黄河浊波，激而益溷”。这特别使孙中山感到痛心。在五四运动中，孙中山迫切地感到改造和重建革命政党的必要。就在五四运动发生的当年10月，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的本意是要把这个党建成为有群众基础的政党。但在实际上，这个政党仍缺乏与群众相结合的路线。早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流传的“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在当时还有市场。为了驳斥这种言论，孙中山一再大声疾呼，在各种场合反复说明革命政党的必要。1920年5月，他在国民党上海党本部讲话中指出：“办党比无论何事都要重要。”“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有一块假招牌，以后应再有一番大革命，才能够做成一个真中华民国。……真中华民国由何发生，就是要以革命党为根本，根本永远存在，才能希望无穷的发展。譬如一棵大树，只要根存在，哪怕秋冬时他的枝叶凋落，一到第二年春天，它就会生发新的枝叶，还要一年茂盛一年。我们中华民国，算是一棵大树，我们革命党，就是这树的根本，所以我们要格外留意，将根本好好培植。”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共产党人对革命忠贞不渝、为人民竭尽全力的生气勃勃的风格，在孙中山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国民党表示了极度失望，曾经把国民党比作一个就要死的人，劝告国民党人要以共产党人为榜样，像共产党人一样地为革命辛勤工作，不怕牺牲。

五四运动对孙中山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五四运动对中国民主革命来说，是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孙中山没有后退，没有停留，而是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五四运动对孙中山一生的革命历程来说，也是一个转折点。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号召下发生的：而通过五四运动，十月革命的精神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孙中山在晚年，从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中窥见了新世纪的曙光。当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又热情地接受中国共产党对他的帮助，使他的思想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他坚决采取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再一次改组了国民党，并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这种革命的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相同。孙中山为了贯彻这种正确的政治主张，在国民党内作了毫不妥协的斗争。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他甚至表示：要么革命，要么就退出；如果人家不退出，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国共产党。这表现了孙中山对中国共产党的高度信赖。他越到晚年，方向越明确，意志越坚强，步伐越坚定。孙中山超出了历史上一般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

孙中山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巨人。苏联十月革命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中国的五四运动迎来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站在正面，指导着时代的潮流。他所以如此，正是由于他努力适应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由于他不倦地研究国内外的新情况，虚心地从实践中探求救国的道路；由于他严于解剖自己，善于从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百折不挠，越挫越坚。

孙中山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从事革命，战斗了几十年，摸索了几十年，屡战屡败，败而复起。他后来终于明白，过去的老路已经走不通了，资本主义解决不了中国问题。要救中国，必须走新的道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使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又增强了走新的道路的信心。孙中山晚年在许多讲话中，表达了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和向往，并表示自己是社会主义的真诚朋友。

我们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不仅完成了孙中山生前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任务，而且在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荣任务，正摆在我们的面前。孙中山在20世纪初就勉励中国人民“发愤自雄”，“振兴中国”。他说：“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他相信中国完全可能赶上并胜过西方。今天，我们回顾孙中山生前这种宏伟的抱负，深感自己肩负的责任之重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全国人民的奋斗，孙中山及我们的前辈多少年来所期望的建造灿烂庄严的现代化中国的事业是一定能够成功的。

（原载《光明日报》1983年5月4日；《史学》第293期；《统一战线理论研究文集》（二），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注释】

[1]本文所引孙中山言论，皆出自《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