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建设的重大课题——学习列宁关于精简机构论述的体会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在夺取政权以后，不断地改善国家机关，依然是一个根本问题。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粉碎了外国的武装干涉和本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实行了新经济政策，恢复了工农业生产，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由于旧社会遗毒的影响，苏维埃国家机构相当臃肿。1922年，在苏俄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下面就设有120个各种各样的委员会。于是，人浮于事日益明显，官僚主义渐次蔓延。列宁说：“污浊的官僚主义使我们陷入滥发文件、空谈法令、乱写指示的境地，而生动活泼的工作却淹没在这浩如烟海的公文中了，那些聪明的怠工分子故意把我们拖入这个公文的泥坑，大多数人民委员却不自觉地‘往绞索圈里钻’。”（《列宁全集》第33卷第402页）针对这种情况，列宁把缩减机构、改进组织当作几年内“最重要的迫切任务”，当作消灭拖拉作风、克服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开支的重要措施。他强调说：“如果不进行有系统的和顽强的斗争来改善国家机关，那我们一定会在社会主义基础还没有建成以前灭亡。”（《列宁全集》第32卷第311页）列宁自己在一生的最后几年岁月中，把国家机构的改善当作特别关心的问题来抓，并且在《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关于副主席工作的决定》、《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给亚·德·瞿鲁巴》、《给代表大会的信》等文献中着重讲了这个问题。列宁关于精简机构、改善机关的光辉理论和实践在当年发挥了巨大的革命作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全国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如今，国家的大政方针已定，社会安定局面已成，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振兴中华，建设祖国”，成为我们努力趋赴的共同目标。当此中兴年代，我们如何抓住大好机遇，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推向前进？在经济上是要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快以国有企业为重点的各项改革，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继续推进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在政治上是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不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维护社会稳定；在意识形态领域是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与此相适应，必须在组织上积极推进政府机构的改革。我国现有政府机构设置的基本框架，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逐步形成的。过去虽然进行过多次调整改革，取得一些进展，积累了有益经验，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和宏观环境制约，很多问题未能得到根本性的解决，机构设置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机构庞大，政企不分，滋生官僚主义，助长不正之风，给财政带来沉重负担。邓小平同志指出，在一定意义上，机构改革是一场革命。这场对于机构和体制的革命体现了中央使组织建设服从于、服务于政治路线的坚定决心。

有的同志习惯用老眼光看新问题，担心精简机构会“造成混乱”、“耽误工作”。其实，龙多未必利于治水。精简机构，至少有这几方面好处：从政治上讲，使我们各项政府机关成为精干而富有效能的机构，担当起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重任；从组织上讲，使更多德才兼备、年富力强的干部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得到“压担子”的实际锻炼，逐步建设好一支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队伍，使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保持党的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并使退下来的老同志转到比较超脱的地位，避免日常工作的繁重压力，利于他们益寿延年，在讲传统、当顾问、传帮带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从作风上讲，利于振奋广大干部的精神，纠正办事推诿、热衷于文牍旅行等衙门作风，从制度上保证克服官僚主义的恶习，密切干部与群众的鱼水关系；从理论上讲，可以使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上层建筑更适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可见，国家机构精简改革，对于清明政治、加速建设、整顿风气、改造社会所带来的效益，是不可估量的。再者，当前我国国民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经济实力较前雄厚，社会政治稳定，社会承受能力较强，各方面对机构改革逐步达成共识，进行机构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更何况我们这次政府机构改革，目标明确——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体制，方针积极稳妥，办法对头——人员分流的基本办法是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总之是领导坚强，方针正确，顺乎民心，合乎潮流。只要我们听从中央决策，同心协力，步调一致，政府机构改革定能顺利实施，可以做到思想不散，秩序不乱，人员妥善安排，国有财产不流失，工作正常运转。

精简机构，提高效能，也是我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1941—1942年，由于日寇的疯狂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包围封锁和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的解放区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边区缩小了，人口减少了，财政经济紧张，人民生活穷困。为了战胜困难，坚持抗战，争取胜利，党先后提出了十大政策，其中第二条就是“实行精兵简政”。这件事起初由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于1941年11月在边区参议会上提出提案。党中央对此非常重视。毛泽东同志亲自把提案一字一句记在本子上，还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边区政府还成立了整编委员会，用了两年多时间认真细致地进行精兵简政（仅边区一级政府机构就裁并了四分之一，人员精简了百分之四十）。这就有效地克服了当年行政机构“鱼大水小”的矛盾和“头重脚轻”的现象，加强了连队，充实了基层，增加了生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使整个边区出现兵精粮足、政简民便的新局面，对克服当时严重的物质困难起了很大的作用。当年行之有效的“精兵简政”也成了中国革命一项宝贵历史遗产。现在，党和政府领导我们精简机构，提高效能，正是继承老革命传统的生动表现。(www.xing528.com)

在缩减机构、改进国家机关的工作中，列宁还提出一条规则，“宁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为此，他注重“挑选人才，建立各项工作的个人负责制，检查实际工作”（《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3页）。他说，“要研究人，要寻找能干的干部。现在关键就在这里；没有这一点，一切命令和决议只不过是些肮脏的废纸而已”。列宁在强调做好裁减“多余的官员，减缩编制”的同时，向机关人员提出学习专业知识和提高组织才能的任务。要“使学问真正深入到我们的血肉里去”，而“免去不认真学习管理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职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442页）。并且他主张“以后应当把这些为数不多但确实是模范的机关所创造出来的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和监督方式逐步推行于一切苏维埃机关”（《列宁全集》第33卷第300页）。列宁的这些教导，对于我们搞好精简机构、选贤任能、规定职责、轮训干部等工作很有教益。

当然，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并不像小说家描绘事物那么富有文学色彩，它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复杂社会系统工程，必然要涉及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全局，涉及部门权力和干部的切身利益。这就必须提倡顾全大局。在我们这个国家，由于长期的封建思想、官僚主义的影响，“官本位”的意识很重。一些当了“官”的人，不肯轻易自己摘下“乌纱帽”。我们应当铭记孙中山先生曾经告诫青年的话：要立大志做大事，不要立大志做大官。孙中山并向他的党人提出：天下为公，要做社会公仆。毛泽东同志则向全党提出“为人民服务”。我们众多的共产党员都是如此践行的。有一位当过中央副部长的老同志说：“庙就这么大，菩萨挤得满满的，龙多不能治水。新形势要求一些老同志分批退下来，支持年富力强的冲上去。这好比当年南征北战，该撤就撤，该上就上。当年为革命不讲价钱，如今是不是还有那种高度的自觉？这是对能不能坚持晚节的最大考验。我们的职业，是终身革命，不是终身当部长。”真是掷地有声，说得多好。只要各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率先垂范，听从组织安排，正确对待个人工作岗位的变动，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机构改革，遵照中央的方针政策依法治理机构，定能使改革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我们以实际行动为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权建设贡献力量。

（原载《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理论成果汇编》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