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我国战胜严重困难的启示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到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那时，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工农业生产直线下降，国家财政连年赤字，人民生活面临困难。许多城市发生了浮肿病，一些农村出现非正常死亡。现在过了“而立”之年的人，还会记起当年的情景。然而，不过短短三年，我们就奇迹般地战胜了困难。吸取当年战胜困难的历史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有裨益的。邓小平同志1988年夏天会见“九十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的代表谈到我们对改革有信心，依据之一就是“我们有六十年代克服严重困难的经验”。那么，这种经验是什么呢？我们以为，要者有三。

第一，坚信党的领导，坚决维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权威，统一意志，步调一致，由此形成一股足以扭转局面的强大力量。当年，党中央和国务院从实际出发，制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全党和各级政府坚决贯彻这个方针，努力解决农轻重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基建投资，1960年是384亿元，1961年减到123亿元，1962年又压缩到46亿元。当时还停建缓建了大批正在施工的基建工程。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由1960年的1815个，降为1961年的1300个，1962年又降为1003个。这样，就把基本建设的规模放在可靠的基础上，使国家可以腾出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加强农轻战线，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今天我们在改革开放中从事建设事业，是一项比之当年更加繁重的社会工程。只有树立党中央的绝对权威，执行国务院的各项政令，方能政通人和，百业俱兴。近年来，为什么预算外基建规模愈搞愈大，社会集团购买力屡禁不止，以致成为通货膨胀、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正如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报告所指出：“教训有两条：上面的原因是手软，抓得不实；下面的原因主要是本位主义作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这两条教训不允许再重复。”因此，我们一定要听从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指挥，令行禁止，把党中央的决心变成全党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才能把国事办好。如果“你有政策，我有对策”，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那么再好的方针政策也是一纸空文，我们的事业将被断送。

第二，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共赴国难，为国分忧。想当年，工农业生产不景气。国家在坚决稳住十八类基本生活必需品价格的基础上，对部分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当时广大干部和群众认识到，这是国家在特定条件下采取的特定政策，予以理解和支持。大家节衣缩食，并无怨言。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国家回笼货币60亿元，缓解了赤字和通货膨胀。更值得一书的是，当年中央一声号令，大批城镇职工和家属从城市回到农村，全国精简了职工1887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600万人，减少吃商品粮人数2800万人。这样，就使大量的粮食消费者转为粮食生产者，使失调的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协调起来。毛泽东高度赞扬这件事，誉之为“两千万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不是共产党当权，哪个能办到”。今天，我们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具体政策与当年不同了。但是，广大干部和群众执行中央政策所体现出来的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把国家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甚至不惜作出牺牲的精神，是值得好好发扬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政治经济的改革，要涉及权力和利益的再调整、再分配。改革会碰到困难，要付出代价，乃题中应有之义。所以，我们决不能因为改革当中碰到某种困难，触及个人利益，就发牢骚，讲泄气话，听信谣言，打退堂鼓，想走回头路；更不能因为双轨制在一定时期内不可避免，就钻改革的空子，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堕落为历史的罪人。须知，我国现在人均国民收入只有发达国家的几十上百分之一。这就是我们的国情，要艰苦奋斗的依据。当此改革的重要关头，如果我们不能摆正国家、集体、个人的关系，不是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改革，而是人心涣散、离心离德，那么就会拉大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我们的民族将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

第三，要向干部和群众讲清形势，使大家在渺茫中看到希望，在困难中找到方法。20世纪60年代，我们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广大人民和干部，包括知识分子和党外人士，明白缘由，没有动摇对党的信赖。当年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就是一次发扬民主，群策群力，把思想和行动统一于中央的会议。特别是广大党员和干部认识到，只要把形势和困难向群众交底，自己以身作则，关心群众利益，把广大群众齐心团结在党的周围，天大的困难都可以克服。今天，我们或许不必再召开成千上万人的大会了。但是，“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这个真理是不会变的。我们一定要发扬我党的政治优势，在当前的形势教育中，进行生动的思想政治工作，把成绩讲够，把困难讲透，把办法讲明，把前景讲清，把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化为群众的思想感情。群众掌握了真理，就能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人心齐，泰山移！”(www.xing528.com)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的我们面临着生产和生活难题，逼着我们去解决困难，那么今天我们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实现四化，振兴中华”。我们有更加成熟的党指引，有十年改革的雄厚基础，我们可以干得更好。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只要我们向人民讲清楚，人民是会接受政府的决定的。”

（写于198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