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大小和高度的几案又见于两晋至隋、唐、五代的壁画、卷轴画以及明器。较早的一件是湖南长沙金盆岭西晋永宁二年（302）墓出土的对坐陶俑（图38，彩图九十六）。[237]对坐者之间有一小案。其次，南京幕府山东晋3号墓出土一件长119、宽32、高22厘米的泥质灰陶案（图39）。这虽是一件明器，无疑大致依据实物大小仿制。[238]北齐道贵墓、崔芬墓（图40）和隋代徐敏行墓壁画（图41）中的主人翁都清楚地坐于几后，手肘凭依在几面上，而几的高度都约在腰腹处。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出土陶制栅足几明器（图42.1）虽然也是一件明器，具体大小未见报道，其长宽高比例却十分写实，可和据传为唐王维所作《伏生授经图》和传为五代卫贤所绘的《高士图》比较（图42.2—3，彩图一百〇一—一百〇二）。图中的伏生以双肘凭靠在几案上，手持纸卷，虽没有书写的姿势，但案上有清楚的笔砚墨，似乎意味着书写后，正检视所书。高士则盘坐在高可齐腰的栅足几案前，正俯身阅读几案上的文卷。有趣的是这些具有栅栏式足，高约与坐者腰腹平齐的几案，也见于日本正仓院藏几和日本寺院常见的《圣德太子绘传》等绘卷上。
图38 湖南金盆岭西晋墓出土陶俑，鹤间和幸监修，《世界四大文明展：中国文明展》图录（东京：NHK，2002）
图39 南京幕府山东晋墓陶案，《文物》8（1990）
图40 山东临朐北齐崔芬墓壁画，临朐县博物馆，《北齐崔芬壁画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
图41 山东嘉祥隋代徐敏行墓壁画局部，贺西林、李清泉，《中国墓室壁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图42.1 湖南岳阳桃花山唐墓出土栅足几陶明器《文物》11（2006）
图42.2 传王维作《伏生授经图》，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藏，采自网络
图42.3 传五代卫贤《高士图》局部，北京故宫博物院藏，采自网络
日本正仓院各仓藏有大小高矮不等的几案20余件，其中一件卅足几面长97.7、宽53、高89.8厘米，甚至高过坐者的腰腹，因几足有铭，得知是用于放置椿杖，并不用于书写（图43，彩图一百〇三）。[239]不过也有较低矮的所谓榻足几，长106.5、宽54.5、高29.8厘米（图44，彩图一百〇四）。[240]类似高度的几案在例如《圣德太子胜鬘经讲赞图》中所见，其上有摊开的佛经，这类几案明显用于阅读，也可用于书写（图45—46，彩图一百〇五—一百〇六）。[241]2012年我到奈良平城宫迹资料馆参观时，展厅中正播放着影片，呈现奈良时代的官吏如何坐在椅子上，将木简文书移写到铺于几或桌面的纸上去（图47.1）。同一年我在最早出土日本木简的秋田仏田栅遗址，曾看见日本学者想象8世纪的官吏如何在几案上放置简牍，但手执木简和笔，端坐而书写（图47.2）。诚如马场基教授所说，在简纸并用时代的日本，应有至少两种不同的书写姿势。从《法然上人行状画图》和《稚儿观音缘起》绘卷上可以清楚看见俯身枕腕书写者所凭依的几案多高及盘坐者的腰腹（图48—49，彩图一百〇七—一百〇八），和中国唐五代以前的几案极其类似。
在这样高度的几案前席地俯身书写，不论悬腕、悬肘或枕腕，显然都可行；几案如果更高，就需要像椅子之类的高脚坐具了（图47.1）。至于唐代壁画中的“伏纸写”，马怡征引已详，这里就不再重复。[242]此外我注意到《稚儿观音缘起》绘卷上的两位僧人正伏在几案上书写长条状的简，几案上另有成卷，状似有两道编绳的简册（图49.2）。可见日本中世除使用单支简或牍，也曾有类似汉晋以前中国的简册，而中国古代简牍如何书写，日本这两位僧人的书姿实具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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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 日本正仓院藏卅足几，采自《正仓院宝物にみる佛具·仪式具》
图44 日本正仓院藏榻足几，采自《正仓院宝物中仓》
图45 利用正仓院藏家具想象复原的圣武天皇书房陈设，2012年作者摄于奈良平城宫迹资料馆
图46 镰仓时代纸本《圣德太子胜鬘经讲赞图》局部，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图47.1 作者摄自平城宫迹资料馆播放中的影片
图47.2 作者摄于秋田县埋藏文化财中心
图48 《法然上人行状画图》，马场基提供
图49.1 《稚儿观音缘起》，马场基提供
图49.2 前图局部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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