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下缣素和纸，回到秦汉曹魏时代最常用的一般竹木简册。古代经常连言图书，或书中有图，或图中有文。这样兼存的图文可出现在缣帛之上（例如长沙子弹库楚帛书），也见于木板（例如天水放马滩秦地图），甚至出现在编联的竹木简册上。这样的例证很多。例如湖北荆州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由26枚竹简和分由13枚竹简构成的式图（图10.1—5）[192]，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日书甲种画在5枚竹简上的人子图（图10.6）[193]，随州孔家坡汉墓出土画在最少11枚竹简上的离日图（图10.7）[194]，北京大学藏由7枚竹简构成的西汉占产子图（图10.8，彩图八十六）以及由10枚竹简构成的日廷图（图10.9，彩图八十七）[195]，稍加观察即不难发现，绘制的方法都是先将竹或木简紧密并排，再在其上以墨或朱砂书写或绘出跨越多简的线条。这些线条不论平直或弯曲，都大致平滑而连续，可见是先书画，后编联。[196]如果先编联，简与简之间必因编绳而有缝隙，跨简的线条和笔画不免断续而不够平滑。周家台30号墓的式图简上，有些文字笔画甚至跨越邻简（参图10.2—3），可以确证书写时，各简应是在紧密并排的状态下。若然，则可断言这些竹木简上的线条和文字不可能是在一手执笔，另一手拿着若干未经编联的简，在悬空全无依托的状态下绘画和书写。简必然是先成排并列平铺在地、席或几案上才有可能。
图10.1—5 周家台30号秦墓出土日书式图及局部放大
图10.6 睡虎地秦墓人子图
图10.7 随州孔家坡汉墓日书离日图（以上两图经作者重排）
图10.8 北大藏简占产子图
图10.9 北大藏简日廷图
地面、席或几案三者相较，自然是以平铺在几案上较为合理。几案尽管低矮，俯身于几案上绘画写字，总比俯身于席或地面要舒服省力。话说回来，在地或席上作画写字虽较辛苦，地或席却可以提供较几案为大的空间。唐代纸本《六逸图》中的笔、砚和纸全置于地面。[197]在敦煌莫高窟一个始建于唐，延续至元代的465窟中则可见铺纸在地面而书画的景象（图11.1，彩图八十八）。日本中世绘卷上有不少将纸铺在榻榻米上作画的（图11.2，彩图八十九）。[198]不论利用几案、榻榻米、席、地或墙壁，关键是不论书写或绘画，尤其是写较大的字或画较大的画，都需要足以舒展和稳定坚实支撑简、帛或纸的平面。(www.xing528.com)
图11.1 莫高窟465窟东壁南侧，《敦煌石窟全集》23，图219
图11.2 京都西本愿寺《慕归绘》卷第五，第二段局部，《法然と亲鸾——ゆかりの名宝》，页169、188
综合评估以上顾恺之作画用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和帛画，官庄子墓棺板上的纸画和律注，睡虎地、孔家坡和周家台出土有图有文的竹木简以及《盐铁论》贤良所说，似乎就不能不考虑几案和书写之间常态性的关系。贤良在辩论盐铁时，痛批在上者不仁，不知在下者的痛苦，因而说“东向伏几，振笔如调文者，不知木索之急，棰楚之痛者也”。原文作“伏几”，伏固然可读作凭，指供伏憩或凭依，应也可供伏而书写。几的功能不必单一，不宜看死。[199]所谓“振笔如调文者”，是指那些陷民于水火的刀笔吏或狱吏。他们玩弄文辞即足以使百姓系狱[200]，甚至遭受笞打。这如同《汉书·刑法志》所说“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这些吏在哪儿玩弄文辞呢？据上下文，在几案上“振笔”应较顺理成章。振笔几案固可陷百姓于水火，也可济生民于百世。东汉仲长统《昌言》说：“运筹于几案之前，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后。”[201]运筹于几案而后所制订的，不是影响民生的典制或文书，又是什么呢？
由于几案和运筹、定策、文书处理或书写关系密切，到魏晋南北朝时，几案已成为一切文书和行政工作的同义词。魏晋南北朝文献中常说某人“有几案才”、“堪为几案之吏”或“兼长几案”[202]；如不屑于某人，则说他“一介刀笔小人，正堪为几案之吏”[203]，“彼刀笔之吏，岂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长于官曹之间”[204]，几案和刀笔吏的工作关系密切，因而也有某某人“性好吏职，锐意文案”[205]，“文案盈机，远近书记日有数千，终日不倦”[206]这样的说法。
在这样的脉络下，如果将几案仅仅看成是文书或放置文书的家具，而不在其上处理文书，明显不合适。如果是处理文案或文书，就不能不展读、抄写和批示。由于抄写和批示，濡墨染翰，时日一久，几案不免为墨所沾污。南朝齐建元时，有位“手不释卷”的光禄大夫王逡之“率素，衣裘不澣，机案尘黑”[207]。他的几案日久不清理，不但蒙尘，还污黑；如果几案仅供放置书籍或文书，不在其上书写，怎会污黑？由于置简、帛或纸于几案上，坐于其前，或阅读，或伏身书写太过平常，一般不会去记述。今人要追索古代日常生活的样态，有时不得不求之于“机案尘黑”这样的蛛丝马迹，有时则要等待考古家的锄头。
图12.1—2 遣策简36局部及放大
1983年湖北省考古所发掘了江陵张家山一位西汉小吏的墓。出土遣策上有“伏机”一件，文字清晰。机即几。这座汉初吕后时期墓编号247，墓主是一位身份不高的地方小吏。墓中出土竹简上千枚，内容包括历谱、律令、奏谳书、《脉书》、《算数书》、兵书《盖庐》、《引书》，另有遣策简40枚。遣策简36清晰地写着“伏机一 铤一”（图12.1—2）。铤即梃，一种杖。赐老者几、杖为古礼。这样的伏几无疑可供凭依或伏而休憩。[208]有趣的是遣策简39记有“笔一 有管”，简40“研一 有子”。[209]研即砚，子疑即墨粒或墨锭；伏机（几）、笔、墨、砚又无疑是墓主身前为吏必用之物。如果合观遣策中的伏机、笔、墨、砚以及前引《盐铁论》“东向伏几，振笔如调文”之语，是否可以说这件伏几可供凭倚，也可供书写之用？
换言之，几或案或书案不仅用于承托和放置文书典籍，应也用于书写。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风操》于“几案盈积”注引吴承仕曰：“今名官中文件簿籍为案卷，或曰案件，或曰档案，亦有单称为案者，盖文书、计帐，皆就几案上作之，后遂以几案为文件之称。”[210]其说，可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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