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场教授的结论刺激了我去追问：唐代以前华夏中土之人真的都像图画资料所示，只是坐或站着一手执笔，一手持简或纸，不必依托而书吗？真的没有伏身几案或其他书写的姿势，没有较高的几或案可供书写？战国至两汉出土的帛书、帛画不少，单手持帛，一无依托，又是如何书写或作画？这些问题迫使我继续留心可能的线索。不久前看到《晋书·阮籍传》有一段劝进司马昭加九锡的故事：
会帝（按：指司马昭）让九锡，公卿将劝进，使籍为其辞。籍沈醉忘作。临诣府，使取之，见籍方据案醉眠。使者以告，籍便书案，使写之，无所改窜，辞甚清壮，为时所重。[148]
阮籍有文才，大家都熟悉，但有一个细节容易被忽略：他的劝进文是醉中写在案面上，由来催取的使者据案上所书抄录。
阮籍直接写在案面上，有没有可能是醉中将案面当成了简或纸？由此可以推想：这个案应不会是那类可托举在手，用以进呈名刺或进奉食物的小案。因为这篇“为时所重”的劝进文凡383字，颇为完整地保留在今本《文选》卷四十和《晋书·文帝纪》中。阮籍书写的字体大小已无从得知，但醉中能写的字大概不会像通常写在竹木简上的那么小；他所写的案面，无论如何应有足以容下近400字的大小。其次，他既书于案，案低矮，肯定要伏身案前；醉后而书，大概很难端坐，也不易手持简或纸，了无依托。过去的学者如孙机和扬之水仅说案供放置、承托物品，没说是否用于书写，马怡则明确指出不用于书写，三人都不曾征引《阮籍传》这段材料。[149]他们不用的一个考虑可能是阮籍于案上写字，是醉后的特殊情况，不是常态，因此不能据此论定几案供书写之用。
然而，无独有偶，另一个曾在几案上写字的例子正是王羲之。南朝宋泰始年间的虞龢在《论书表》中说了两个故事：
又羲之性好鹅。山阴昙
（一作酿）村有一道士，养好鹅十余，王……乃告求市易，道士不与，百方譬说不能得。道士乃言性好道，久欲写河上公《老子》，缣素早办，而无人能书，府君若能自屈，书《道》、《德》经各两章，便合群以奉。羲之便住半日，为写毕，笼鹅而归。(www.xing528.com)
又尝诣一门生家，设佳馔供亿甚盛。感之，欲以书相报，见有一新棐床（一作材）几，至滑净，乃书之，草、正相半。门生送王归郡，还家，其父已刮尽。生失书，惊懊累日。[150]
这两个故事又见于《晋书·王羲之传》，仅文辞小异。[151]王羲之在香木几或床几上写字，又在缣素上写《道德经》。不论故事真假，令人好奇的是他以什么姿势在几上写字？如何将五千言写在缣素之上？又写于缣帛和简、纸，有无姿势和工具上的不同？山阴道士所备缣素的长宽，不得而知，但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甲、乙本《老子》和其他典籍，帛宽24至48，最长至192厘米。[152]这是否能像西晋成公绥《隶书体》所说“举弱腕，握素纨”那样的姿势书写？王羲之自知书法值钱，为报美食之恩，才刻意在几或床几上写字。或因醉，或因刻意，阮籍和王羲之的故事有趣味和戏剧性，才被记载了下来。换言之，较日常的书写方式反而会被认为不值得一提，没人记述或描绘，也就难以留下痕迹。
正因为日常平淡的生活痕迹难以留下，东汉高君孟的故事就显得格外珍贵。桓谭《新论》提到：“高君孟颇知律令，尝自伏写书。著作郎署哀其老，欲代之。不肯，云：‘我躬自写，乃当十遍读。’”[153]古代几案低矮，要在其上书写，即便席地，也不能不俯身，因此才说“伏写”。高君孟没有醉，也不以字报恩，只是一位年老的著作郎。或许有人会说：高君孟因年老力衰才如此，也是特例，不代表常态。然而这个故事至少应该可以证明：
第一，《盐铁论》说的“伏几”不是孤例。[154]如果《盐铁论》的“东向伏几，振笔如调文”在理解上尚存争议，高君孟“伏写”的“伏”字不能读作“凭”，而应像南北朝已出现的“伏纸”一样[155]，一伏写于纸，一伏写于简或帛，语意明确，难有他解。既云“伏”，必不是端坐，而指书写者席地俯身；“写”则不论是否悬肘悬腕，不外乎在地、席或某种有一定高度的承具上抄誊书写。
第二，正因为高君孟年老力衰而采取“伏写”之姿，这恰恰可以证明放置简、帛或纸于某种承具，俯身而写，应比端坐双手各执笔、简或帛纸，臂肘一无依托要省力。果如此，可否推想：一般百姓、书手或终日与文书为伍的刀笔吏，依人情之常，是否会采取较为省力的书写姿势？《盐铁论》和《新论》提到伏几或伏写的人都是吏，这意味着一般的吏不必然采取和书法家同样的书写姿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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