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马楼吴牍上后书的“诺”字与不同形式的画诺

不论是谁画的诺，前文引述的例证都是文件上已存在画好的“诺”或“若”字，其实仍不易仅仅从墨色证明“诺”或“若”字必为后书。非常幸运，现在从其他简牍可以得到证明。走马楼吴简中有牍头大大写有“君教”二字，但“诺”字还没写的木牍文件两件（图10.1—2）。嘉禾三年的一件文件已由书手抄好，但其上掾烝、录事掾谷的名、主簿的姓名都还空白待填。另一件属嘉禾五年，由主记史即书吏栂抄好，并已由各承办的吏：丞纪、如掾录事掾潘琬和典田掾烝若完成署名，署名中的纪、琬和若三字笔迹各异，理论上应是由他们自署。他们核校嘉禾四年的顷亩收米斛数以后，将称为“嘉禾四年顷亩收米斛数草”的文件备妥附呈^[8]，准备请主官批示或画诺。这件牍无疑是一枚另附有顷亩收米斛数草案，等待批示或画诺而还没批或画诺的上呈文件。

图10.1　简40-1及局部放大

图10.2

图11　简41-1

图12　简40-2及局部放大

我以前曾指出凡承办的官和吏都得在公文草案上署名，最后才呈送主官批示。以上这两牍反映了公文作业的前后不同阶段，其存在的状态应可以证明拙说。“诺”或“若”字确实是在诸吏署名完毕，文件备妥呈上后，才由有权批示的人最后加上的。加上批示即成案，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存档档案或底案。这样的存档底案也可以说是最具权威性的正本或真本（汉代称为真）。^[9]在县衙遗址的井或窖中大量出土这样的档案，可以说相当自然合理。

更有趣的是在走马楼出土类似形式的文书牍上，可以见到不少已经批示或画诺后的文件。所画的诺字，在字形上差别甚大，有些以粗笔大字写在“君教”之上，但笔画极简，已很不像“若”或“诺”字，反而像个符号或花押（图11—14）；但也有些似乎是自“若”字简化部件和笔画而成，例如：（图16—18）。

图13　1-4850（1）

图14　1-4379（1）

图15　7-2124（1）

图16　4-1550

图13—16分别采自《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肆〕、〔柒〕，图17—20分别采自《湖南出土简牍选编》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部分和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牍部分

图17　简46

图18　简44

图19　简45

图20.1

图20.2

另在湖南郴州出土的晋简上还可以看见一种“乙”字状的符号（图20.1—2）。这些“乙”状符号一则出现在“某年某月某日某吏省或白”字样的上方，和画诺的“诺”字出现的位置大致相同；二则从墨色看，“乙”字都不同于文件的本文，显系别笔另书，因此我曾推测它虽不像“诺”字，却有可能同样表示“同意”或“知道了”的意思。不过，学棣石升炬指出“乙”或即“已”字更简化的写法，因为“已”字也可以出现在约略同样的位置，表示已核或已校。就字形来说，升烜的说法或许更合适一些。这些写或画上的符号，不论笔画繁简或像不像诺字，都有一定的书写特征。当时的僚属一旦看多了，应该能够清楚辨别是哪位长官或吏的手迹。(www.xing528.com)

画诺表示长官同意僚属之所拟或所为，这和皇帝制曰可是同一制度，只是措辞用语因皇帝和一般官府首长身份而有异。不论皇帝或一般官长，如果有意见，就不是简单批个可或画个诺了事，而是具体批示例如“然考人当如官法，不得妄加毒痛”多达13字的意见（图19）。^[10]又居延汉简68.96“一人积茭亭北。君教［使］亭卒茭，毋［候］”云云^[11]，也明确提到君教可以是有具体内容的指示：“［使］亭卒茭，毋［候］。”有些在教诺之后，仍别笔或同笔批示了意见，如前引EPF22：558“到，方议罚”，EPF22：573AB“以候长素精进，故财适五百束。以记过候长；罚，便诣部”。^[12]同样的情形也见于皇帝对臣下奏章的批示，有时不仅仅批个“可”字，而是批上具体指示，两汉文献中其例极多，无劳赘举。

此外，需注意《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柒〕》牍2124（1）（图15）有另笔的“重校”、“已核”的墨书记录。这些字样应该是承办的吏在公文处理流程中加上的，如同图12 牍上端的“已”字，并不是最后的批示；最后的批示是叠写在君教二字上状似花押的符号（图11—12）。由此可知，借着画诺，主官可以表示知道或同意，也可以不画诺而积极地批示出意见，或者可以既画“诺”字，在表示同意属吏所拟之外，又有所指示或说明。情况应是多种多样的。

这里必须一提的是以上图17和18牍左上端大大的和字，王素主张读为“若”、“诺”，胡平生则举《草字编》中的例证，认为应释为“曹”。^[13]个人较赞成王说。

第一，稍查《草字编》所收和走马楼吴简时代较接近的《急就》皇象本、司马懿、王献之等“曹”字字例，即可发现它们的字形、笔画结构、运笔转折和吴牍所书其实有异，非同一字（图21）。

第二，胡先生曾举两件孔好古（August Conrady）书中所收楼兰文书上“功曹”二字字例（C.P.33.1、C.P.24），证明“曹字和吴牍所书字字形相同，因此主张释作“曹”。经查孔氏原书并向胡先生求证，发现编号C.P.24的一件“曹”字为楷书，与胡先生书中所摹无关；实则胡先生所摹释的“功曹”二字两例出现在楼兰同一张信纸的正背面（C.P.33.1）。据原图版，“功曹”之释应可从。信纸上这一“曹”字确实和《草字编》所收王献之和司马懿等书“曹”字相近^[14]，但私意以为和吴牍上的走笔有异。竖笔向下连笔右弯竖笔向下朝左撇，停顿，另起笔朝右而后连笔下转。又楼兰信纸绉折特甚，造成图版很多很深的阴影，阴影往往和笔画难分。字尾笔是否又向左折下，从孔好古原书和侯灿、杨代欣编《楼兰汉简纸文书集成（二）》所附套色图版看，不易确认。因为如果看成曾折下，其转折处笔势颇感憋扭。折不折下虽然无妨其释为“曹”字，却令我视为同一字，有所不安。如果比较肩水金关汉简、王献之、司马懿和《急就》皇象本的“曹”字，则知“曹”字竖笔向下连笔右弯，末尾稍带上，再点最后一点或一笔，并不朝下左撇（参图21）。我怀疑字尾笔似向左折下，看似折下的一笔实为绉折形成的阴影。

图21　1—2出自《肩水金关汉简（伍）》、3—5出自《草字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6—7出自侯灿孔纸33.1正背面

第三，没有任何传世或出土文献可以证明秦汉魏晋官衙诸曹有批一“曹”字当批示的方式。对此，胡先生自己也承认无例可证，他“还无法作出圆满的解释”^[15]。

第四，如前文所说，画诺之制或有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原或按制度规规矩矩书一“若”或“诺”字，如同皇帝批可即书一“可”字。后来“诺”字不再一板一眼，走笔龙蛇，张扬似画，因此被称为“画”诺；其中有拉长尾笔如凤尾者，即名为“凤尾诺”，有的则精省“若”或“诺”部件笔画，略具其形，成了等，更有些甚至变得根本不像“诺”字，成了符号。本文图11～图14各牍上方顶端所画可为其例。这反而和后世例如宋高宗的花押（图22，彩图三十三）较为接近。

图22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高宗赐岳飞手札末尾“付岳飞”三字下有高宗的花押

后记：老友刘增贵兄和学棣刘欣宁、高震寰、石升烜曾提供材料和珍贵的意见。衷心志谢。唯一切仍然存在的错误，概由作者自负。修订期间又承唐俊峰兄寄下其大作，得以补正拙文。谨谢。

2016年5月14日/2017年2月10日

再记：近日得见藤田胜久、关尾史郎编《简牍が描く中国古代の政治と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17）一书所收关尾教授论文《出土史料からみた魏晋·五胡时代の教》（页261—280）于魏晋和五胡时代君教资料搜集甚全，可供参考。又从其文得知李均明、徐畅、杨芬等学者曾对君教简专门论列，敝人写此札记时未及参考。李松儒《长沙五一广场“君教”类木牍字迹研究》（《中国书法》5，2016）所论和拙说颇多一致，也是札记写完后才得见，特此补白。

2018年4月21日

【注释】

[1]日本学者仲山茂早已指出应作“诺”字，请参仲山茂，《汉代における长吏と属吏のあいだ——文书制度の观点から》，《日本秦汉史学会报》3（2002），页13—42。仲山茂文由刘欣宁见示，谨谢。

[2]这一简由学棣石升烜检示，谨谢。

[3]在文书底案或草案上亲自签署之制，请参拙文，《汉代简牍公文书的正本、副本、草稿和签署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82：4（2011），页601—678，已收入本书，页191—254。这种在草案上签署之制目前已由长沙五一广场出土东汉文书牍证实，参本文附图10.1，简40-1。此牍有各官吏的签署，牍末附有“四年亩收斛数草”，可证此牍即某种所谓的“奏草”，私意以为也是所谓的“案”。近年李均明、沈刚先生对吴简中草刺类文书和所谓的草有更精细的研究，颇可参考。参李均明，《走马楼吴简“草刺”考校》，《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长沙：岳麓书社，2016），页1099—1104；沈刚，《吴简所见孙吴县级草刺类文书处置问题考论》，《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页1117—1132。

[4]又吴礽骧、李永良和马建华编《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所收敦煌研究院藏简1447有“府君教敦煌长史印/元嘉二年九月廿日乙酉起”的残文，《张景造土牛碑》有“府君教　太守丞印/延熹二年八月十七日甲申起……”之句，四川昭觉好谷出土光和四年（181）《安斯乡石表》所录则有越巂太守清晰的“府君教诺”四字。“府君教”后有一诺字（图8.2），可证前引敦煌简和造土牛碑下的空格是表示留待批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简3620也有“府君教”。

[5]邢义田，《汉至三国公文书中的签署》，《文史》第三辑（2012），页164—165；已收入本书，页255—299。

[6]这一资料由学棣高震寰见示，谨谢。

[7]这种情形在走马楼三国吴简中也有。参邢义田，《汉至三国公文书中的签署》，页180；又见本书，页258。

[8]“草”字原释为“萆”，误。

[9]参邬文玲，《简牍中的“真”字与“算”字——兼论简牍文书分类》，《简牍与战国秦汉历史：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16》，页59—84。本文指出真指正本、底本。

[10]《湖南出土简牍选编》页359将“当字释成“尚”，不成辞。案此当字书写简省，看似尚，实即当。当字草书写法可参《草字编》王羲之45（王献之17）（怀素1）各例。释为当，文义即通。

[11]史语所简牍整理小组编，《居延汉简（壹）》（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4）。释文“［候］”本作“□”。按图版末一字右半残笔仍存，应可释为候。简68.114有“亭卒不候”之语，可参。

[12]甘肃临泽黄家湾滩墓群出土的西晋悯帝时期的田坞争讼案简册，依今天学者恢复的顺序，在末简起首也有“教诺”二字，其下有双行笔迹，可惜除第二行的“田钱”等字，已难释读。私意以为这份墓中讼案抄件，也抄录了最后的具体裁示，可以证明在例行性的“诺”字之外，也可另作指示。参杨国誉，《“田产争讼爰书”所展示的汉晋经济研究新视角——甘肃临泽县新出西晋简册释读与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1（2012），页121—129；鲁家亮，《甘肃临泽县西晋〈田产争讼爰书〉刍议》，武汉大学简帛研究中心《简帛》第九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页337—344。简册编排顺序另可参町田隆吉，《河西出土魏晋·五胡十六国时代汉语文献の基础的整理补遗（一）》，《西北出土文献研究》11（2013），页53—55；《甘肃·临泽出土の西晋简と孙氏一族——临泽出土西晋简研究（一）》，《樱美林论考·人文研究》7（2016），页137—148；张荣强，《甘肃临泽县新出西晋简册考释》作者2018电传修订稿。

[13]参王素，《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的回顾与展望》，《吴简研究》第一辑（北京：崇文书局，2004），页26—28；伊藤敏雄，《长沙吴简の“叩头死罪白”文书木牍》，收入伊藤敏雄、窪添庆文、关尾史郎编，《湖南出土简牍とその社会》（东京：汲古书院，2015），页35—60。伊藤释为若字。中文本见宋少华等编，《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长沙：岳麓书社，2016），页1167—1182；胡平生，《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三文书考证》，《胡平生简牍文物论稿》（上海：中西书局，2012），页396—400；又胡先生为证明此字为曹，在《长沙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页608—611以及《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同文文后的“编校后记”中，列举《草字编》和楼兰文书“功曹”的“曹”字写法为证，力证应为曹字，并认为“五一广场东汉简‘君教诺’简牍，充分证明了将走马楼吴简考实文书中的‘曹’字误释为‘若（诺）’是完全错误的”（《精选》，页1087）。按：胡先生所引《草字编》曹字字例皆晚于本文所引。曹字之释暂难同意。

[14]孔好古除释出一“人”字，没释其他字；林梅村释作“舍人功甚”，难通读。参林梅村编，《楼兰尼雅出土文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页50；侯灿、杨代欣编，《楼兰汉文简纸文书集成（二）》（北京：天地出版社，1999），页294。

[15]胡平生，《长沙流域出土简牍与研究》，页611；《走马楼吴简研究论文精选》，页1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