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自然”这个词，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自然界”；其次想到的是某种自然之理，例如，人自然会死，死是人自然具有的属性。可见，在日常用语中，自然有两层意思：一层指自然之物；另一层指自然之理。[2]前者指现象的世界，后者指本质的世界。在古希腊，“自然”指第二层意思。例如，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公元前384—前322年）说：“如果我们信任眼睛看到的东西，那么整个世界、神圣的事物还有我们所谓的四季，似乎都受到了法和秩序的控制。”[3]德摩斯梯尼的法和秩序指的是自然背后的道理，或者说是law（自然规律）。这种自然规律还不是后来意义上的“自然法”，因为自然法一定有是非对错的指示，但是这种自然规律仅仅是一个客观描述，没有是非对错的倾向。这种自然规律在柏拉图的《蒂迈欧篇》中也有描述。
柏拉图的《蒂迈欧篇》是研究宇宙论的一部奇书，它剖析了人的生理结构，从血液、头颅到骨骼，并分析了身体的组成和运行原理，身体的内部组织按这个原理运行是健康的，否则就会生病，而这个运行原理就是“自然法”，但这个自然法又不是物理意义上的自然法，指自然树立的惯例和习俗，就像人类树立法规一样，它们都可以被违反。它们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律。所以，“Cornford”反对翻译成“laws of nature”，认为这里的nomos仅仅指血液健康运行的惯例和标准流程。[4]所以，在柏拉图那里很难说出现了古典意义上的自然法，最多只有哲人立法。哲人立法是在向自然法靠近，它虽然没有到达最高的智慧而完全符合自然法，但这不影响它的功能，它依然可以满足城邦中的普通政治德性，依然可以规范我们的财产或婚姻生活。[5]
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他将“依据自然的法”称为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不可变更的法。[6]亚里士多德没有提及自然法，但是提到了自然正确（natural just）。“政治正确（politically just）被分为自然的（natural）和法定的（legal），自然正确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有相同效力，不依赖于接受与否。而法定正确在开始时是否公布是没有区别的，但是一旦公布就有区别了。……一些人认为，所有的法定规约（legal enactments）都是如此，通过自然的规定是不可改变的，无论什么情形都具有相同效力，就像火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在波斯都燃烧。然而，他们看到的正确的事情处在变动之中。”[7]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然正确与法定正确是对立的概念，法定正确是人为的，是约定的，所以，在被确定下来之前处在变动之中，而自然正确在一开始就是确定的，它的正确与否不因时事变化而变化”。所以，施特劳斯总结道：“自然正确是那种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同样权能（power）的正确，且自然正确的有效性并不归因于人类的制定（human enactment）。”[8]
在廊下派看来，人和神共享正确理性，正确理性教导我们依自然而行动，由此可以过上具有美德的生活，而自然法具有一种引导力，能引导人类朝向美德。[9]西塞罗赞同廊下派的观点，在《论诸神的本性》第1卷40节中提道：“主神朱庇特拥有制定永恒法（eternal law）的权能，永恒法是生活的指南也是我们的责任的导师。朱庇特认为永恒法是命运的必然也是未来事件的永恒真理。”[10]西塞罗关于“自然法”的著名表达是在《法律篇》第一卷第6节，在他的表述中，“自然”和“法”还是分离的，没有直接修饰关系，没有出现后来罗马法中的ius naturalis（自然法），但是“自然”和“法”以理性为媒介。他说：“法律乃植根于自然的最高理性（lex est ratio summa insita in natura），……当这种理性在人的灵魂（hominis mente）中得到确立和实现，便是法律。”[11]也就是说，法律先和理性相关，而这种理性是生长于自然中的最高理性，“理性”连接了自然与法律。这里就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自然中怎么蕴含着理性？第二，自然中蕴含的理性如何被人认识到？
自然中怎么蕴含着理性？依赖现代知识可能无法回答此问题，但是如果我们抛开现代知识，回到古代，问题就迎刃而解，因为自然的后面有一个神，自然中蕴含的理性就是神的理性。这个理性一定是最高理性（ratio summa）。所以，西塞罗在《论法律》第二卷会接着说“法律不是由人的智慧（hominum ingeniis）设计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平民的任何决议（scitum aliquod），而是某种凭借允许禁止之智慧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aeternum quiddam）。”[12]西塞罗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神，但是管理整个世界的永恒之物是什么呢？只有神才是永恒的。
但是，我们人怎么能认识到神的理性呢？这个问题其实西塞罗一开始就回答了，他认为人与动物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自然赋予人思维的能力，这是与动物的区别，赋予人敏捷的心智，同时把一种自然的善的目的赋予给人类。所以，人有能力认识到植根于自然中的理性，一旦你认识到，就是在你的灵魂（mens）中得到确立和实现，这便是自然法。而所有的人——只要你是人，不是猪狗，就具有这个灵魂，就能认识到自然中的理性，就能适用于所有人。这就是《论共和国》中的经典定义：“真正的法律（vera lex）是与自然相符合的（naturae congruens）正确的理性（recta ratio），适用于所有的人（diffusa in omnes）。[13]”(www.xing528.com)
针对这两个问题，后来的阿奎那走得更远，他直接把自然的最高理性叫作永恒法，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时的蓝图。但是他认为在上帝面前，人是卑微的，所以，人永远都不可能完全认识到神的蓝图，最多只能分有一点点神的意图，人所分有的这点点东西在阿奎那那里就叫“自然法”。可见，经历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廊下派到西塞罗，自然法的概念才逐渐呈现出来。它不是一开始就具有清晰的样态。
（二）古典自然法的基础——“善a，ρετηˊ”
古希腊虽然没有西塞罗那种意义上的自然法，但是有哲人立法，柏拉图的《法律篇》就是哲人立法的产物。《法律篇》开篇讨论法律的起源和目的实际上就是讨论法律基础的问题，法律起源于神，这是第一卷中三位老人一致同意的，第十卷中雅典异方人成功论证了神就是完整德性（πãσανa，ρετηˊν），所以，无论是出类拔萃的立法者米诺斯，还是其他立法者都应该是为了最大的德性而制定法律。那么，法律的基础就是a，ρετηˊ（“善”或者“德性”）。
而这种德性观和希腊人的神学宇宙观密切相关。著名科学史学家怀特海甚至认为，希腊人认为自然是一场戏，每件东西都在扮演自己的角色，每件东西都有他的归宿和目的（tεˊλο）。[14]这个目的并不是指外界的和你不相关的目的，而是一个属于你的目的，或者你的归宿，任何事物都要不断向目的靠拢，目的实际上就是指任何事物的理想状态。所以，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所谓‘善’亦即‘终极’，本为诸因之一。[15]”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无论是自然的事物还是实践的事务都有这个目的，所以《尼各马可伦理学》开篇即言：“一切技术，一切研究以及一切实践和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标。”[16]而法律是一种实践的事务，当然也应该把善当作它的目的。
在廊下派那里，遵从德性和遵从自然法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为自身的缘故而值得选择的有德性的生活，被理解为遵从自然法。”[17]自然法是实现德性的一条路径而已，德性乃自然法的引导。这直接影响了后来的罗马法：“罗马立法是哲学的产物，它是根据哲学的模式制定的，因为它并不光是适应社会实际需要的经验系统，而是首先确定了许多关于权利的抽象原则，然后再力求符合于这些原则。这些原则直接搬自廊下派哲学。”[18]
阿奎那也认为“善”是人生活的最高目的，“推动人趋向善的外在原则是上帝，上帝用律法教导人并且用他的恩典协助人”[19]。在阿奎那这里，上帝的意图取代了自然目的成为自然法的基础，只不过上帝统治世间的全部法则叫作永恒法，这是自然法的基础。因为上帝是全善的，上帝的意图自然是善的，所以，阿奎那认为法律的目的总是共同善（bonum commune），并且，法律一定首要地承载着至福的安排。[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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