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开放于风险规制中的制度优势

数据开放采用的信息科学技术具备高效性和流通性的特征，能够应对大城市风险的复杂问题，同时在数据共享中提供多元共治的平台，通过不同信息主体的沟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民主价值。具体数据开放能够从社会共治、科学决策两个方面大力提升治理者的风险规制能力。

（一）促成社会共治格局

由于政治文明的进步，西方国家代议制民主的缺陷日益为人们所认识，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发展，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治理显示出必要性。^[11]治理主体从单一的行政机关到公众参与的纳入再到合作治理模式，以线性递进的方式，借助公众参与具备的制度推力，促进治理权的下放，改变传统的以政府为单一中心的社会治理结构，重塑政府与企业和非营利性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12]公民获取的信息越多，参与政府事务的可能性就越大。利用信息是公民了解政府做什么的第一步，同时也为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奠定了基础。这种开放超过了简单的利用信息的需求，通过技术的开放性和法律的开放性向公民提供更大的自由和潜力参与公共事务。

在风险规制中，通过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互动与沟通平台，打破治理者与公众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实现上传下达，确保城市风险信息的一致性、准确性、及时性，便于更好地分享风险信息，令城市风险治理及时、精准。畅通信息交流渠道有助于多元主体协同共治以及达成共识，^[13]形成去中心化的紧密风险治理阵线。并且，公众及时获取风险信息，成为风险规制的独立主体，能够缓解政府的规制压力。公众及时获知信息后，相应的规制义务也部分转移给相关人，此时决定者和受波及者实现了统一，缓解了传统风险规制中的主体不对称局面。2012年，在应对“艾琳”台风时，纽约市的许多非政府救援组织正是通过使用政府公布的“飓风疏散区域数据”来制作地图，帮助政府部门迅速地引导市民疏散应急。相对于政府作为单一的风险治理主体的传统格局，数据开放为企业和公众参与到自身风险规制提供了技术渠道，形成社会共治的风险规制格局。

（二）提升风险规制能力(www.xing528.com)

首先，就规制工具层面，数据开放为风险规制手段提供技术支持。数据开放使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云端处理系统等顶尖信息科学技术，能够智能预测风险发展趋势，识别高风险对象，评估风险等级，标识风险轨迹，存储海量风险信息，远远优于传统的物理规制手段。2009年，谷歌公司通过搜索关键词及比较流感传播历史数据，提前预测了流感传播时间与空间。宾夕法尼亚州政府融合社交媒体数据与公共卫生数据，通过对感冒药销量、历史数据、儿童就诊率及Twitter文本分析，成功预测了大面积流感爆发、传播及分布情况。^[14]

其次，数据开放通过整合治理者的资源，加速治理者们之间的数据流通，提升了风险治理效率。城市风险呈现密集性、流动性、叠加性、圈域性、多样性等特征，当面对复杂风险的时候，需要及时、高效地找到资源用以应对这种风险的威胁，从而消除由风险给城市运行与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影响。通过建立风险数据管理系统，实现数据在各职能部门、各相关行业之间的集成与共享，及时储存各类风险源，满足整体和跨职能部门、业务单位的风险管理综合要求，掌控风险源的动态变化情况。^[15]

最后，通过构建跨学科知识交融平台，在协商过程中提高风险决策的科学性。风险治理涉及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等学科，同时专业技术类的风险规制还依赖精细化的学科知识，在数据开放过程中，不同利益者的价值诉求和知识带进风险决策过程之中，在数据开放平台上及时发布实时动态信息、治理对策及应对各类城市风险的常识，政府也能够及时获悉风险事件的真实情况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状态，扩大智囊团范围，充分利用“外脑”的优势，保证行政决策科学性，^[16]从而使决策者有可能比独自决断作出更加全面、科学，也有更好理据支撑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