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合规与法务的最新关注

21世纪初，美国强力推出以公司治理结构、内控机制为核心内容的萨班斯法案，继之又重审了1994年发布的《内部控制——整体框架》，于2004年又正式推出新版的《公司风险管理——整合框架》。同步进行的是，2000年联合国推出了“全球契约”计划，号召公司遵守在人权、劳工标准、环境及反贪污方面的十项基本原则；2010年更新的ISO26000则是世界上首次对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合规新维度达成共识。正是上述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的迅速变化，以及日益走向国际化的中国经济实体被提出在法律风控、内控机制和社会责任等方面的更多标准和要求，开始引发了更多中国公司对“合规”新一轮最新关注^[3]。

（一）公司的总法律顾问制度在中国取得快速发展

比照世界上最早出现法律顾问的1882年美孚石油，中国公司法律顾问发展历时较短，不过成就斐然，尤在国企更为突出。截至2015年底，央企法律顾问超过2万人，建立总法律顾问达到2986家；国企法律顾问超过10万人；全国公司法律顾问接近20万人^[4]。更为重要的是，2016年5月26日，中央“两办”印发了《关于推行法律顾问制度和公司律师、公职律师制度的意见》，是迄今为止国家出台的专门规范公司法律顾问层次最高的文件。同时不少中国大型公司总法律顾问的角色和地位正在日益凸显：在角色上除了担任首席律师，还会以首席合规官、首席风险官、首席知识产权官、首席责任官、首席政府官、首席安全官及董秘等诸多面孔出现；相应地位的权力也在与日俱增。总法律顾问逐步接近或进入公司核心高管层，不仅处理复杂的法律专业问题，而且还以一流的判断力和领导力更多参与商业战略和重大交易决策、应对政府监管和舆论压力、担当对外危机管理和内部尽职调查，甚至还在同僚乃至上司行为不当时更大程度维护公司的商誉。

（二）现代公司的合规与法务制度建设成就显著(www.xing528.com)

2006年中国的国资委率先出台《中央公司全面风险管理指引》，提出了指向战略、财务、市场、运营和法律五个维度的风险结构；随后，中国“三会”又推出了金融证券机构的合规管理指导性文件。2008年财政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的《公司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配套指引，标志中国公司合规在内部控制规范建设上取得重大突破，被誉为“中国版”的萨班斯法案；2011年，国家标准委又继之发布《公司法律风险管理指南》，为可复制和推广提供了基石。2012年，国务院国资委面向央企第一次提出了“全面风控”的概念，正式从法律风险管理开始走向内涵更为丰富的“合规与法务”，并在次年又启动了对标世界一流公司的关联性研究。而在公司社会责任方面，继2006年国务院国资委、工信部和商务部先后发布公司社会责任指导性意见后，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报告又第一次提出“加强公司社会责任立法”。可以说，中国公司合规与法务建设在治理结构、内控机制和社会责任三个维度上都有切入。目前，尤其在内控机制的制度建设上取得了标志性成就。

（三）公司合规与法务性预防体系构建初步建成

随着中国公司在“混改”、技术创新、“互联网＋”创新上面临的更大压力，以及遭受过GSK商贿丑闻、中航油期权失控、华为和中兴海外维权、海信被抢注商标、中国银行系列案件、360诉腾讯垄断、万科股权风波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后，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意识到“合规与法务”是营商风险抗压乃至拥有竞争力的核心标识。以国企为代表避免以往随意决策的合规与法务意识不断提高，公司经营的法律风险明显降低，灾难性风险基本杜绝。国资委成立之初国资总额8.322亿元，应收账款1.92亿元，其中50%以上都是三年以上应收账款。2004年，为给国企减负，清产核资消减3900亿元。截至2015年，国资总额119.2万亿元，仅2012—2015年近3年来的中央公司国有资产年均保值增值率就达到106%。同时通过进场交易、兼并重组等方式，国有公司已实现低效无效资产稳妥有序退出^[5]。以上数字绩效的背后，国企合规性预防的进步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