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80年代之诗歌归来[1]——熊培云新书分享会

嘉宾简介：

熊培云（评论家，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大仙（著名作家，诗人）

苏小和（著名财经作家，诗人）

朱学东（资深媒体人）

沈星（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

熊培云：刚才沈星问我过去这几年在忙什么，其实我还是老样子，思考、写作、积累素材等。不过一些时评类的东西写得比较少了，这可能和我自己的状态有关，该说的话大概都已经说完了。

我在《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的后记里提到了叶芝，叶芝说过一句话：“人们在与别人的争吵中发明了辩术，在与自己争吵中创造了诗。”对于我来说，并不是这样。我写评论的时候是在与自己而非别人争吵，我并不想说服别人，证明我是对的，而是想让自己明白一些事理。写诗的时候，我也不是在跟自己争吵，而是在聆听自己。争吵讨论的是事实概念，而写诗或者说诗歌本身带给我的是意义。

翻开《诗经》，我们会觉得汉语多么美好，看看那些诗意的词汇：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国家，使用这样一种语言，我与有荣焉。但是，今天的汉语，让我有一种想逃亡的感觉。当我打开手机刷微博，看到满屏都是脏话和怨愤、都是语言上的自相残杀的时候，真的感到非常痛心。可是，我们是有过《诗经》的民族，我们是有过诗意表达的民族，我们今天仍然需要、也有权利去要求精致的语言。我们需要诗歌，我们需要意义，我们需要生活，我们不光需要面包，还需要玫瑰。

对我自己而言，诗歌是一个非常隐蔽的线索。我最早的文学启蒙是诗歌，我在小学、初中时代读的课外书就是诗集，高中时代又赶上了80年代的诗歌热。那时候我读泰戈尔、雪莱，泰戈尔的一些诗对我理解自由的理念很有帮助。“让我的爱像阳光一样包围着你，而又给你光辉灿烂的自由”，这是对自由非常好的诠释。

后来我读《雪莱抒情诗选》，读到杨熙玲对他的介绍，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在平凡人中间生长，有一颗泛爱大众的心。我当时就想，这不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吗！我也是在冰冷的炉边度过童年，灵魂的生长从诗歌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受惠于罗曼·罗兰的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新诗集的名字《我是即将来到的日子》，就来自那部小说的结尾。

作为80年代成长起来的人，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曾经过得非常灰暗，听的歌曲也很忧伤，大学生活是大路迢迢，海角遥遥，校园是天涯，自己走在里头，孤零而遥远。

我把《约翰·克利斯朵夫》当作心灵的“圣经”来看，里头有些话非常鼓舞我。文学的语言为我们构造了一个平行的世界，它可以搀扶你走到天边。小说里有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一个人想播撒阳光，首先得内心有阳光”，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想多做一些事情，但如果我是一个内心充满了阴暗情绪的人，我连自己都无法拯救，又怎么可能去帮助别人？

这本书让我脱胎换骨。我不信仰任何宗教，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对于我个人来说，有恩于我的东西是诗歌，是小说，是文学，它们让我的灵魂得到非常好的成长。我愿意向文学回报，把从雪莱、罗曼·罗兰这些作家、诗人身上获得的美好，留存在自己的文字里，也希望能把这些美好传递给大家。

朱学东：我从80年代起就抄诗，当时没有计算机，没有打字机，我就给人抄字挣钱，最多的时候一天抄17 000字，挣17块钱。慢慢就养成了抄字的习惯，但抄字的生意并不总有，所以偶尔会抄一两首诗，以外国的诗居多，觉得挺有意思，但我从没冒出过成为诗人的想法。(www.xing528.com)

电脑普及以后，这手抄字的本领就废掉了。我觉得需要做些改变，就开始抄《诗经》找感觉。抄完一看，字怎么这么差，这是我写的字吗？不可能！我那个时候的字写得还挺漂亮的，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没耐心了，想要别人鼓励，又不敢拿出来给别人看，太差了。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2013年我做杂志失败，遭遇了人生的最大挑战。我曾经梦想要做一本中国最好的杂志，还花了朋友很多钱来做，到头来无法向自己交代，无法向投资者交代，无法向所有人交代。这是最痛苦的时候，又不能跟家里人讲，于是就重新开始抄《诗经》。每天抄完以后，不管字有多丑，都拍一张照片发在微博上。有很多人批评，这么丑的字还拿出来显摆？他不知道，我就是想让所有的朋友见证我每天都在坚持。

2014年，我抄了将近1 000首，2015年的目标是抄不低于1 000首。事实上我一天抄三首，早上一首，晚上两首，早上自己选择，晚上按顺序抄。每天早上选诗的工夫比抄的时间还长。抄一页最多八分钟，400字，但是选一首诗的工夫就要长很多。曾经有两个出版社找我，说要给我出一本手抄诗选，觉得我抄诗的眼光还可以。

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腹有诗书气自华。”有些工作看似无用，却有益于我们精神上、人格上的涵养。正如克尔凯郭尔所说，所有我们看过的诗歌，都背负我们精神的价值。读诗也好，抄诗也好，都是人生的自我追求。看起来没有用，但是成全了我们自己。抄诗陪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不认为它是安慰，它是一种信仰。

苏小和：中国的诗歌非常缤纷，“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写法都有。但是从80年代新诗出现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开始，直到今天，它都处在一个巨大的断裂之中。80年代有两大文化事件开一时之风气，一是朦胧诗的出现，二是解放思想、新思潮的发展。80年代的诗歌是使命写作。美学家李泽厚和北大的诗歌评论家谢冕，力推青年人写作一种具备抒情气质、充满使命感的诗歌。

90年代诗歌没落，但使命写作仍在，并很快转移到所谓的后现代写作。我认为熊老师的诗歌是对80年代使命写作的回归，跟他的学术著作同根同源，只不过这种学术使命感转换成为一种泛诗歌的方式。因此，熊老师的诗歌应该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一点点影响。

我们能发现很多种写法，譬如这几天非常火的余秀华，据说两家出版社都要出她的诗集，还有诗人沈浩波跟她意见相左。赵丽华的梨花体我们也不陌生。还有当年一些写诗的人，像伊沙、韩东，他们有重要的一个旗帜，就是要超越北岛那代诗人，真正回到诗歌本身。

诗歌看似简单，但诗歌的写作却有着极高的门槛，需要语言的训练和自觉。余秀华的诗品出来以后很多人说好。她好不好？我觉得是很好，但是不能代表中国诗歌的现状。诗歌写作最重要的就是创新，一个好诗人一定是善于创新的。比如李白的诗，好就好在他在语言层面有前所未有的创新，比如“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那个时代的诗歌本应该是非常规整的，五言七言，合辙押韵，但是突然冒出一个姓李的人写这样完全没有章法的诗。这就是新意。

熊老师的诗歌，指向的是一个终极的意义——自由，就像他的另外一本书《自由在高处》。他在诗歌中深入地思考人的意义，有大量关于信仰的思考，会对引用的西方文化、传统和美学概念作注释，这是80年代那一代人所没有呈现的诗歌的风景。这种写法在启蒙时代的欧洲非常流行，比如我非常喜欢的艾略特，就是一边写诗一边注释的。熊老师是一个典型的学院派诗人，他曾经留学欧洲，在使命和意义方面都有所创新，我觉得他更有意境。

◎我思我在

1.在活动现场，三位嘉宾围绕“诗歌”这个话题，结合自身的经历，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发言内容生动丰富。熊培云说想要在语言粗糙的当下，通过写诗寻找一种诗意的表达，你认为他的努力有意义吗？请简单陈述你的理由。

2.朱学东坚持抄诗，可见他对诗歌的热衷。他说：“抄诗陪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时刻，但是我不认为它是安慰，它是一种信仰。”回顾你的阅读经历，你是否也会将文学当成一种信仰？请分享你的阅读心得。

3.苏小和评论熊培云的诗歌“在使命和意义方面都有所创新，我觉得他更有意境”，试着读读熊培云的诗歌，至少用一首诗歌来印证苏小和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