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奖并谈心情：惊喜和惶恐

为什么惊喜，为什么惶恐

南方周末（以下简称“问”）：你获奖后的第一反应，媒体报道有几种不同版本：狂喜和惶恐；惊讶和觉得遥远；还有“没什么可兴奋的”。上述表达哪种更准确？或者都准确？抑或是一种复合式的反应？

莫言（以下简称“答”）：10月11日18点40左右，我接到评奖委员会的电话，通知我获奖并询问彼时的心情，我说的是惊喜和惶恐。为什么惊喜？全世界——包括中国——有那么多优秀的作家都没有获得，排着漫长的队伍，我相对而言还是比较年轻的，他们有的80多岁才获奖。为什么说惶恐，我想，这么巨大的荣誉降落在我身上，面对世界上这么多优秀的作家，他们都有获奖的理由，但他们没有获得，我得到了，因而惶恐。“惊喜”经过两道翻译就变成了“狂喜”。白岩松电话连线采访时也问了这个问题，因为已经过去好几个小时了，当时心情比较平静。应该说，最准确的表达是“惊喜和惶恐”。

问：颁奖词用十分简洁的评价概括了你的文学成就，其中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是一个关键符号。你曾经说过深受中国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并且多次提到《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等经典作品，但四大名著独缺《红楼梦》，而尤其推崇《聊斋志异》，这与文学界的主流评价有很大的差异，为什么你对“聊斋”格外偏爱而冷落“红楼”？

答：关于古典名著，当然读过《红楼梦》。天天说话，有时候为节省时间，就没有提到，即席的讲话总是有漏洞。即便是反复修改的文稿，依然不会面面俱到。《红楼梦》我是18岁读的，在老家高密棉花加工厂做临时工的时候，从一个工友那边借来看的，它对我的影响很大，里面的很多诗歌名句都能背诵，比如描写贾宝玉的“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对“聊斋”“三国”“水浒”的兴趣与年轻有关，经过历练之后，再去读《红楼梦》就读得出味道，《红楼梦》在文学价值上当然超过《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为什么特别推崇《聊斋志异》，因为作者蒲松龄是我家乡人，“聊斋”里的很多故事，我小时候都听村里的老人讲过。还有就是他的精美典雅的文言文，让我读得入迷。

问：你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译成瑞典文的只有三部：《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和《生死疲劳》。为什么是这三部？是出版社的意见还是你的意见？

答：是翻译家的选择。瑞典汉学家陈安娜（Anna Gustafsson）翻译的。《红高粱家族》，是因为电影在前面，有一定的影响。《天堂蒜薹之歌》，是因为之前已经有了英文的版本，还是不错的。至于《生死疲劳》，他们的选择很准确。这都是翻译家的选择，我从来不干涉，也不会向他们推荐。

最虚幻，最现实(www.xing528.com)

问：《生死疲劳》是你被翻译成瑞典文的“最近”的一部作品。颁奖词的另一个重要符号就是“魔幻现实主义”，《生死疲劳》充满了“魔幻”色彩，但美国汉学家史景迁认为，这部作品“几乎涵盖了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所有经历，几乎可以算是那个时代的纪实小说”，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答：关于颁奖词，据说翻译得不太准确，我看到有两种译法，一是“幻觉”，二是“幻象”，好像还有一些译法，总之是一个与“魔幻”不同的概念。是虚幻跟民间艺术的结合，社会现实和历史的结合，这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我作品的特质，当然用一两句话很难精准地概括一个写了30年的作家，但是还是相对准确。我觉得颁奖词很可能是因为《生死疲劳》这本书。虚幻的部分，比如生死轮回变牛变马等各种动物；但动物眼中看到人间的生活，这部分是现实的。小说描写的历史跨度有50年。对历史的延伸，可能是50年之前的，100年之前的。

虚幻和现实的结合。这两部分缺一不可，如果没有虚幻，仅仅写实，这部小说没有生命。反之，全是虚幻的，和现实中国没有联系，也没有意义。作家的责任、本事就是写出立足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东西。既是现实生活但同时又高于现实生活，有变形、有夸张、有想象、有虚构。

问：马尔克斯之于你是一个被重复了许多遍的名字。这次的诺贝尔颁奖词也有他。我的问题是，你是否见过马尔克斯？媒体曾经报道，你因为要见到他，在前一年终于读完了《百年孤独》，却反而发现了他的败笔。

答：《百年孤独》我很早就读过，但没有读完。他的书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2008年要去日本参加一个活动，他们说马尔克斯也要参加。我想，要见崇拜已久的大师，就应该读完他的《百年孤独》。用两个星期读了一遍。读完感觉18章之后写得勉强，甚至有点草率。感觉作家写到这里，气不足，有点强弩之末。我就说，即便是马尔克斯这样的大师的巅峰之作也是不完美的，也是可以挑出不足的，当然这只是作为读者的我的个人看法。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我没去参加这次会议，他因身体原因也没有出席，很遗憾没有见到。其实，作家之间互读作品，就是最好的见面。

问：法新社曾经发表评论，认为你最近出版的长篇小说《蛙》是最勇敢的作品。写作《蛙》的时候，你有付出比其他作品更大的勇气吗？

答：没有，“最勇敢”这个评价是不准确的。我20世纪80年代的中短篇，《枯河》《爆炸》《金发婴儿》《欢乐》等，在当时都是艺术上标新立异、思想上离经叛道的。他们也可以看看我的《天堂蒜薹之歌》《酒国》。当然他们很可能指的是，《蛙》涉及了计划生育。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我接受采访时也说了，作家当然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要直面现实，关心社会上的热点问题，但进行文学创作，写小说可以有一定的处理方式，如果是报告文学当然是越真实越好。小说最高的境界，就是要写出有典型性格的人，塑造让人难以忘记的人物形象。《蛙》是以我的姑姑为人物原型，她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担任妇科医生，一直到退休。写这样一个人物，自然要涉及从80年代延续至今的计划生育政策。写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需要，塑造人物的需要，这个小说是文学作品。问题没有压倒文学，事件没有破坏人物，挑战性也不仅在于题材本身，还在于小说的形式和塑造人物的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