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8月至1948年3月，汪曾祺在上海度过一年多的时光。迄今为止，学界不太重视上海经历对于汪曾祺创作的影响。有人将汪曾祺的“小说世界”分为四个层面，只讨论三个城市（高邮、昆明、北京）以及塞外农场果园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联系[448]，唯独“跳过”了上海。该现象肇端于以下两个事实：
其一，汪曾祺在上海停留的时间偏短，其作品较少描述上海。“除了《星期天》，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中几乎没有出现上海主题，唯散见于一些散文篇什中。”[449]况且，汪曾祺“发表在沪上的小说没有一篇与这座城市有关系”[450]，让人觉得汪曾祺对上海意兴阑珊。
其二，汪曾祺对上海的评点多属“消极”。他直言“上海无风景”[451]，称上海是“喧嚣历碌”的城市[452]，令人想起沈从文对上海一贯持有的批评态度。沈从文“对上海始终是隔膜的”[453]；他们师生二人均为“京派作家”，人们很自然地推定汪曾祺对上海也是排斥的。
上海城市空间确实给汪曾祺造成压抑。1930年代的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那里商贾如潮、书店林立、文人云集，社会之复杂、竞争之激烈、生存之艰难非一般人所能想象。1940年代的上海气象大不如前，对于在苏北市镇长大、在边疆城市求学的汪曾祺来说，却仍然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与冲击。汪曾祺两手空空闯入大上海，他的困顿肯定不亚于那些蜗居于“亭子间”的城市冒险者。汪曾祺刚到上海就因“失业”而“想过要自杀”[454]。他在昆明不也极其穷愁潦倒吗？笔者推测他对上海的“绝望”或许另有缘故，可能与民国上海的“现代性”元素引发对他内心的“刺激”有关，这一点正是上海与昆明的不同之处。汪曾祺在上海致远中学教书之余，常到巴金家里吃饭、交谈“至深夜”，还与黄裳、黄永玉结为“至交”。他们“经常在一起吃喝、聊天、逛旧书店”[455]，多次“到小店去吃喝，到DD’S 去吃咖啡”[456]。汪曾祺在上海浪漫逍遥的生活图像，与章克标、张若谷、邵洵美、穆时英等海派文人颇有几分相似，只不过海派文人的漫游空间比汪曾祺的活动范围更开阔。有资料显示，汪曾祺在1948年4月（此时他刚刚离开上海）很可能发表了一篇名为《罗宋女人——上海情调之一》的小说，这篇小说“曲折地记录了他在进入上海之初”对霞飞路上“沉沦的白俄女性”的“爱欲幻想”。据其好友回忆，在上海南京路漫步的汪曾祺甚至有去“红灯区”会乐里的“尝试冲动”[457]。汪曾祺被摩登上海挑动的欲望之“冲动”，会不会像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力比多”（libido），最终通过写作得以转化或升华？(www.xing528.com)
汪曾祺在上海的文学创作，与他的空间压抑和心理调适相关。受上海都市文化浪潮的冲刷与裹挟，汪曾祺的主体意识发生巧妙的裂变，反而强化了艺术“实验”品质。
与昆明时期相比，抵沪之后的汪曾祺颇有大胆的创新风范。在语文教学中，他“总是会出一些能够激发同学们想象力的题目”[458]。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更是求新求变，他的小说《绿猫》为人称道，严家炎剖析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时，将其归为“个人化”的“看似‘无作为’”的代表作之一[459]。程光炜精辟地阐明，汪曾祺到上海后的创作正值“探索期”，在那时，“他的小说无论在题材还是手法上却都是一篇一个样，在杂色中显示出了灵动”；《绿猫》是一篇运用了“意识流”技法的“实验小说”，它将“城市”和“乡村”等多种“纷乱的意象”进行“并置”或“交叉杂陈”，从而“改变了小说的时空关系”[460]。裴春芳认为《绿猫》中的人物设置隐含着“汪曾祺的分身”[461]，杨莉馨从《绿猫》中读出了“现代人的孤独与异己感”[462]。汪曾祺1947年底创作（次年出版）的另一篇小说《异秉》初稿的叙事艺术也非同寻常，文本中的叙述者和人物“明显的分离”，叙事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观察生活中的人和事”，表明作者“处于一种同周围世界的紧张状态当中”。此时的汪曾祺，与此前在昆明写《复仇》的汪曾祺以及往后在北京重写《异秉》的汪曾祺在“精神姿态”上具有很大的差别[463]。
早在1928年，“革命文学”倡导者已清楚地看到：“上海这地方真怪，无论什么东西都要新，愈新愈好，愈新愈有人要。”[464]他们还总结出“上海无事不要时髦，除了女人穿衣服之外，文学也要时髦”的规律[465]。自由主义文人标举理性和节制，却也将1930年代的上海视为“难得的活力空间”[466]。1940年代的上海固然出现变化，但“先锋”品格尚存。五光十色的上海“洋场”易招致强烈的感官刺激和欲望触动，有利于作家想象力的提升与创造力的培育。海派文人张若谷高呼：“‘都会的诱惑’已成为近代艺术文学绝好的题材与无上的灵感。”[467]叶灵凤、穆时英、张爱玲、徐訏等海派作家，莫不以写作技巧之新奇、内心刻画之幽微、意象描摹之别致而著称。上海文化给汪曾祺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为文化符码的“上海”反复出现在《牙疼》《岁寒三友》《星期天》《安乐居》《迟开的玫瑰或胡闹》《小姨娘》《小孃孃》《故乡的食物》《自序·我的世界》等作品中。毋庸置疑，“青年时代的上海生活在汪曾祺记忆中印象不浅，毕竟那是从学校到社会的初期生涯”[468]，上海“印象”不限于“上海方言、生活习惯”及食物层面[469]，在文化旨趣和艺术理念上，汪曾祺也极有可能受到了海派文化的熏陶。他明言自己“不排斥现代主义”[470]，《绿猫》《异秉》等上海之作的“现代”艺术实验之动向，证实汪曾祺因都市空间的压抑而发生了诗学演变——“使精致的形式和当下此刻新鲜的生命重新相遇”、使“京派”与“现代派”相互“融合”[471]。正因如此，汪曾祺在上海创作的以高邮情感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充满着“较多非逻辑、无秩序、下意识的零乱思绪”[472]；另一篇塑造高邮传奇人物的小说《鸡鸭名家》“试着把现代主义笔法与中国笔记韵味结合”[473]，在“语言实验”中采用“写意性和富有旋律的修辞手段”[474]。在这里，小城高邮在大上海的“镜像”中发出奇幻的色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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