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擅长写云南的非滇籍现代作家当中，艾芜和汪曾祺最为知名。他们笔下的云南形象各有千秋：艾芜从“滇东荒野”走到“昆明街市”，继续漂泊到“滇西山林”乃至“南国异域”，整个云南影像和各类云岭人物都是艾芜“建构文本世界”的素材，云南体验“为艾芜人生哲学的形成提供了空间机缘”[431]；而青年汪曾祺在云南“最远只到过呈贡”和滇池附近的“斗南村”，他“经常活动的地方是市内”，因而“只能说在昆明住了七年”（1939年至1946年）[432]。从实际情况来看，一般认为“昆明以外真正代表滇文化特色的地域，汪曾祺很少写”[433]。青年汪曾祺描写的云南本地人物，多为昆明“大西门一带”看到的“马锅夫”和“卖木柴的，卖木炭的，卖粗瓷碗的、卖砂锅的”以及其他“小人物”。彼时的汪曾祺尚未获得对云南社会的深度感知，他自述在云南“生活最久、接受影响最深”的文化空间是迁移到昆明的“西南联大，新校舍”[434]。另外，青年汪曾祺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描写也比较粗略，不大可能“像‘老昆明’一样了解昆明，写出真真正正昆明人的生活”[435]。昆明之于汪曾祺的文学意义，乃基于文化学而非社会学的维度。
汪曾祺把19岁至26岁之间的青春韶华留在了昆明。从物质条件来看，他异常贫困。“初到昆明时，身上还有一点带去的钱，可以吃馆子，骑马到黑龙潭、金殿。后来就穷得丁当响了”，不得不移居市郊的“黄土坡、观音寺、白马庙”，做一名中学教师[436]。在昆明，汪曾祺“十分困窘、落魄”，搬到乡野之后，“比以前更穷，也更孤独”[437]。即便如此，汪曾祺与他的西南联大师长学友一样，依然沉浸在自由无羁、潇洒飞扬的精神状态里，采取了“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故而“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他们“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438]。从苏北小城辗转至西南边疆的青年汪曾祺对“春城”昆明的风土人情较为敏感，在诗歌《昆明小街景》和《昆明的春天》、散文《街上的孩子》、小说《老鲁》和《前天》等作品中，汪曾祺对昆明城乡的地理景观与风物天气有细腻的描画，他体悟到：昆明的城市和乡村虽然在人口聚集度和物质条件方面有所悬殊，但它们带有相似的美学特征——既“闹嚷”又“寂寞”、既“明朗”又“跳跃”[439]，简直是奇妙的文化复合体。扫视城内大街，汪曾祺觉察昆明市民“沉酣”和“热诚”中夹杂着“悲剧”与“严肃”的表情，从他们的平常生活中读出“一种近似疯狂的情绪”[440]；蛰居城外荒村，汪曾祺与一群寒酸、沦落的“穷士”为伍，目睹他们在野趣环境中的“无忧无虑、兴致不浅”[441]；沐浴“城里的热风”，返回“清净”的“乡下”，汪曾祺看出昆明马车夫“在农民的淳朴笨拙上盖上一层工人式的狡猾与机警”之特点[442]。青年汪曾祺在昆明写“昆明”的作品，寄寓着他对这座高原城市文化风情的审美情致，又体现了他在“春城”的写作心态。
汪曾祺在滇期间不光写昆明，还创作了其他作品，题材多样、内容丰富，或回忆故乡人物的日常生活（《灯下》《除岁》《小学校的钟声》等），或摹写青年男女的朦胧情愫（《待车》《悒郁》《烧花集》《河上》等），或喟叹人生年华的无情消逝（《消息——童话的解说之一》《封泥——童话的解说之二》《落叶松（昆虫书简之二）》等），或审视善恶交战的人性图景（《复仇》《文明街》等），或揭示俗世生命的存在本相（《疗养院》《结婚》《二秋辑》等）[443]……这些作品主题各异，技法纷呈，美学风韵相近。汪曾祺认为西南联大对云南本地的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尤其对昆明学生的心灵思想产生濡染作用，并指出这种“如云如水，水流云在”的影响表现为“一种气质，一种格调”[444]。品读汪曾祺在云南昆明挥洒的文字，也可察觉同样的文化色调。青年汪曾祺在昆明创作的大多数作品都充盈着超然、灵动的气韵，虽然间或流露出淡淡的忧伤意绪，但他常常以激情化解苦衷、藉美感克制冲突，从而造就和谐、素雅之华章。(www.xing528.com)
至于汪曾祺早年的创作心理和写作风格，有学者概括为：“童年的挫败感觉，以及在破碎中重获自信的生命体验，早期的汪曾祺似乎是一直在尝试着对自己和世界作出逼人的凝视，有几分残酷，同时又有几分温情……汪曾祺的早期作品，呈现着一种‘雅致的恣肆’气息。”[445]此乃灼见。但我们尚需进一步思考，汪曾祺本人写作意识的自觉调整固然重要，昆明城市文化所发挥的外部作用同样不能被忽视。如上所述，青年汪曾祺已开始在作品中描绘昆明的城市景观和文化个性，他洞察到的昆明城乡文化结构与史实基本相符，因为当时的昆明“市区与城郊具有天然的连绵性和贯通性”；此外，作为一座边疆城市，“‘半独立’的权力机制、‘山林’式的城市空间、新旧参差的观念形态，酿成了昆明自由、疏放的城市文化特质”，汪曾祺不仅受到西南联大校风的陶冶，“昆明的城市环境对于‘自由’精神的塑造也起到了催化作用”，正如他说的，这里“易使人养成怡然自得、从容不迫的精神品性”[446]。
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栖居于边城昆明得天独厚的文化空间中，汪曾祺的心理创伤得以疗治、情感挫折得以抚慰、天赋才华得以施展，昆明也便成为汪曾祺终身留恋的“第二故乡”。他于1991年撰文宣称：“昆明是可依恋的。当然，可依恋的不止是五十年前的旧迹。”[447]昆明是汪曾祺聆听缪斯女神轻吟咏叹的乌托邦，那里既留下了一个青年学子的脚印，更化育了一位行吟诗人的灵感。离滇之后的汪曾祺多次回顾昆明的历史影像，发表《昆明的叫卖缘起》《翠湖心影》《昆明的雨》《昆明的果品》《昆明的花》《昆明菜》《昆明的吃食》《昆明年俗》等大量关于昆明的文章，足见他对昆明的眷念之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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