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异的创造”：冯骥才眼中的天津城市文化

“上海学”早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北京学”也日益崛起于学林，而天津城市文化的研究相对滞后。“五千年中国看西安，一千年中国看北京，一百年中国看天津”，天津无论在近代工业发展还是在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都曾经独领风骚，其辉煌的城市文化却尚未引起当今学者的足够重视，这种现象不太正常。

在当代文坛，冯育楠、冯骥才、林希、肖克凡等作家的作品被视为“津味”小说，但“津味”文学的势力并未雄厚。研究者指出“‘津味文学’写作机制的核心，是上世纪80年代特定的文化思潮和文学氛围与一种地域文化有机的文化认同”，况且“‘后津味文学’整体上凸显了一种地域文化与当下生活之间不可弥合的距离，它最终呈现出的，与其说是一种‘津味文学’的当下延伸，倒不如说是‘津味文学’的终结”^[391]。该观点至少表明“津味”文学在反映天津地域文化方面的欠缺和遗憾。冯骥才的身份较为特殊，他既是表现天津地域文化的优秀小说家之一，又是“抢救”天津历史文化的斗士，常以文化人的身份纵论天津城市文化。

冯骥才“出生在天津，却不是天津人”，他“站在门槛上”评说天津则“距离正好”^[392]。冯骥才对于天津有着极深的情感，他坦言：“因为我知道天津这块土地繁华的由来，及其种种崎岖与艰辛。没有这块土地就没有我的生命。我生命的偶然在这里成为必然的。因而，我是怀着感恩戴德之情，去寻访先人们每一步的足痕。”^[393]冯骥才在对天津的观照和叙说中融入了深深的历史沧桑感，对天津昔日光景的追怀实际上也包含着他的生命体验与心灵寄托。

冯骥才认为，明永乐二年建成的天津老城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城中十余万天津人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于此，渐渐形成其独特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天津老城简直成为“天津人赖以自信的潜在而坚实的精神支柱”^[394]。冯骥才还“多少受一点法国文化史年鉴学派的影响”，认为天津最具魅力之时“是在清末民初，那是这个城市的转型期。随着租界的开辟，现代商人进入天津跟本土的文化相碰撞，三教九流都聚集在天津，人物的地域性格非常鲜明和凸显”^[395]。这一论断符合城市文化发展的基本规律。因为农村文化较为封闭，乡土社会大多隔离，而“城市文化显然具有开放性和多样性的特征”^[396]，五方杂处的文化生态促使现代城市文化空间的形成和发展。另外，“城市的重要特点或者本质特点是集聚”，它“不仅是各路文化人才的聚集地，而且也是各种思想流派、艺术流派的相互交锋、相互融合的场所”^[397]。冯骥才确信近代天津拥有得天独厚的发展优势。在20世纪初，“天津是中国的一块大磁石，把天南地北的人往这块忽然走红的土地上吸”^[398]，形成无比繁荣的文化景观：“海港、铁路、电讯、建筑业等，和西方人带来的先进城市设施以及国际资本”；那时还发生了“天津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移民高潮”，移民带来大批资产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技术，“使得天津在二三十年代这短短的时间里就一跃成为我国近代领先的魅力无穷的大都市”^[399]。(www.xing528.com)

冯骥才指出了天津的“三个历史文化空间”：“老城范围内的本土文化空间”“以旧租界为中心的近代文化空间”和“沿河而存在的文化空间”（即“码头文化”空间）^[400]。他辨析了城市文化空间与天津人的性格心理的联系，认为“租界的天津”和“码头的天津”这两大文化板块对于天津人文精神的影响是有所不同的，构成“说天津话的天津”和“不说天津话的天津”^[401]之别。他觉得码头文化更具有天津本土特征，“天津这城市，受益于海河水系。这无疑以码头为起点”^[402]，码头文化孕育出天津人的个性：他们有“一副火热的肠子”，因而“急公好义，守望相助，人情味十分浓厚”；他们秉持“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原则，“钦佩有真本事的能人”；他们“重市井有过于社会”，所以“天津的艺术很少有凌驾于市井之上的沙龙艺术或什么纯艺术”；他们“温饱知足，知足长乐”，将“自嘲”作为“语言的笑料和生活的调料”^[403]。冯骥才认为天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时间较短，而且“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缺少契合”，因而“在近代天津城市的流变中，真正发生作用的还是本土的码头文化”，使天津人形成了“炽烈爽利、逞强好胜、充满活力的地域性格”，他们“运用外来商机，将天津发展为北方商埠……”^[404]冯骥才也极为重视中西文化碰撞对于天津文化的影响，他意识到“如果把这个历史内容抽去或删掉，天津剩下的恐怕更多的是平民化的市井生活了”^[405]，他肯定了租界“五大道”、小洋楼等城市景观的文化价值和历史魅力，宣称“一百年来，天津有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入口’”，除了指向“老城文化”的“传统入口”之外，还有另一个“近代入口”，可以透视外来建筑“小洋楼”，它构成“天津最具特色、最夺目的文化风光”^[406]。

冯骥才看到“近百年中国的大城市都是‘中西碰撞’给撞出来的”，强调1930年代的天津与上海的相似性，在天津能够找到与上海十里洋场类似的摩登场景；但老天津的灿烂光华在人们的记忆中已经褪色，普通大众很少知晓曹禺作品中的老天津。据冯骥才的理解，天津的近代文化只纳入了西方社会的“生活文化形态”而没有形成“思想文化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天津受西方文化和科技影响方面一度在中国占领先位置，但并不能因此说天津对外来文化持欢迎态度”，外来文化形态“基本上存在于租界中”；何况“旧日的天津与京都近在咫尺，皇城根下任何响动都能传入大内”，造成了天津“地方文化的保守性”。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天津是中外政治军事冲突的前沿”，正因如此，“列强的霸悍凌辱与强烈的民族自尊酿成一种排外情绪，曾经深深积淀在本地的文化心理中。故而，上海与天津虽然都是最早接受外来事物的大城市，但上海的文化心理是崇洋，而天津只有在租界内与上海近似，本土大众对于‘洋’字从不顶礼膜拜，最多只是好奇而已”，甚至在“好奇”“戏谑”之中夹杂着“一种隐隐的对抗”^[407]。

冯骥才对于天津历史文化的深度解析令人叹为观止。在他看来，天津城市文化是东西方文化交融和碰撞而构成的“一个奇异的创造”^[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