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在云南的文化体验与实践

据上文分析，老舍眼里的云南城市形象并不完美，不宜将抗战时期的云南城市文化提升到“生态文化”的理论高度予以阐释，因为“生态城市”要求城市具备“环境的清洁和优美”以及“经济的高效和社会的和谐”等多方面条件^[337]。称“昆明与大理的湖水、山水、花木、城镇处处胜于老舍钟爱的北平”^[338]也不确切，因为老舍在散文中明明写道：昆明黑龙潭的唐梅“干甚粗”，然而“活着的却只有二三细枝——东西老了也并不一定好看”^[339]；昆明凤鸣山的“山与庙都没什么好看”^[340]；而且“洱海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美……它不成为景”^[341]；甚至说“大理没有什么可看的，不过有一条长街，许多卖大理石的铺子而已”^[342]。至于老舍的剧本《大地龙蛇》是否“在多民族栖居的云南”受到了生态文化的启迪^[343]，这一点也存在疑问，因为老舍在到云南之前和之后写过的某些作品，例如《小坡的生日》和《国家至上》，均体现老舍“作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和文化人”所宣示的“多民族相互依存、繁荣与共的民族观”^[344]。老舍在云南的精神体验，应与云南生态文化无必然关联。

1941年的滇行之所以让老舍留恋和难忘，并在老舍的心灵历程和文化实践中占据重要位置，笔者觉得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老舍在抗战时期的云南有非同寻常的交友体验；第二，老舍在云南特异的空间中得以完成文化实验。

《滇行短记》开篇申明写作缘由：“这次到昆明住了两个半月，依然没学会写游记，最好还是不写。但友人嘱寄短文，并以滇游为题。友情难违，就想起什么写什么。”^[345]老舍在云南接触了一大群知识分子，这里面既有老舍所说的“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等“文坛老将”，使作家老舍仿佛走进了“文艺之家”^[346]；此外也不乏学术大师、文化名流和艺术巨匠，诸如音韵学家罗常培、历史学家郑毅生、哲学家汤用彤、数理统计学家许宝騄、音乐家钱晋华等人，老舍与他们相处甚洽。在滇的老舍获得了异常愉悦的交往感受，他兴味盎然地回忆这段美好时光：“更使我高兴的，是遇见那么多的老朋友……这真是快乐的日子。”^[347]青年老舍在北平担任劝学员时得罪了地方势力，几乎“成了众人的眼中钉”，连上司和同事也对他冷脸相迎^[348]；老舍在山东齐鲁大学遭到了“国学派先生”的“发难”^[349]，在青岛大学面临闻一多、洪深、王统照、梁实秋等“造诣极高的学者”无形中带来的教学压力^[350]，据说还因学术观点不同而与梁实秋“发生了一场未能真正掀起来的风波”^[351]；老舍从武汉到重庆一直担任“文协”常务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文协”中的成员“左、中、右都有”^[352]，虽然“老舍对朋友真是好”，但是为了工作大局也要“有棱有角，不畏强暴，敢碰敢顶”^[353]，很难做到一团和气。相比之下，老舍在云南始终轻松自在、率性任情，他与云南文人无政治摩擦、无职业竞争、无立场对峙、无笔墨官司，常随诸友月下饮酒、赏琴击剑、分享美食、围炭畅叙、游山泛水、下乡漫步、临溪垂钓、共议剧作……足见老舍在云南的洒脱自如、无拘无束之态。

老舍在云南接触的人员多为学者、教师、研究生和艺术家，而不是作家、军人、干部和政治家，这势必会对他的主体精神造成“另类”触发。老舍在云南亲近的朋友大多数是西南联大、华中大学等在滇高校的教授，其中与老舍交流最多的学者致力于文学以外的其他专业研究，老舍也常常参与一些看似超出“作家”身份的文化活动。老舍与“精于古乐”的查阜西“一见如故”，听查阜西弹琴“几乎忘了一切人世上的烦恼”，赞扬他是“音乐好，为人也好”的“诗人”^[354]，也是“最爽直，热情，多才多艺的朋友”^[355]。1950年代的老舍在悼念好友罗常培的文章中谦逊地说：“莘田是学者，我不是。他的著作，我看不懂。”^[356]然则1941年幽居昆明龙泉镇的老舍，却认真地阅读了罗常培的学术著作《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并为之作序，他在序言中激赏该著“虽然还是以学术研究为出发点，可是它可以直接应用到通俗文艺的写作上去”^[357]。老舍在云南时期的“不务正业”显示：在优秀的职业作家、杰出的文坛领导、忠诚的“人民艺术家”等光环之外，还有一个爱遐想和玄思的老舍，一个集行吟诗人和云游智者于一身的老舍。(www.xing528.com)

也许受到云南诸多学者朋友潜移默化的精神濡染，老舍的学术“研究”意识骤然增强，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他在在西南联大、中法大学、华中大学、南菁中学、五台中学、下关路局频频演讲，共约十余次。在学术重镇——西南联大演讲时，谦虚的老舍首先声明其讲演“与学问无涉”，并且“既不完美，也非学术研究，不值得重视”^[358]，他在这里对“非学术”的连续强调反而令人更加注意其学术色彩。果然，老舍后来的演讲内容涉及“研究工作”，他宣告抗战文艺问题“非切实研究不可”，肯定“在大学中作研究工作”之必要^[359]。岂止演讲，徜徉于云南山水之间的老舍也未减学术兴趣，他在游大理之际还在思索“民家人是谁，民家语是属于哪一系统”等问题，提出“民家人的风俗，神话，历史，也都有研究的价值”之观点，宣明“云南是学术研究的宝地”^[360]。这种崇尚学理、标举学术的心态，在老舍的文学生涯中并不多见。

老舍熔铸哲思与诗情的精神倾向在《大地龙蛇》中有所呈现。该剧本是老舍受东方文化协会之邀而创作于云南的歌舞混合剧。有人评断该剧“硬编故事，致使人物成了抽象观念的图解，完全脱离了生活的根基”^[361]；也有学者批评老舍“让剧中人物都直截了当地充当理念的化身”^[362]。近几年以来，学界对《大地龙蛇》的价值有了新的判断，确信该剧是对“民族文化与现实社会人生关系的内在精神联系”的言说^[363]，认为该剧有“通过反思传统，立足现代意识，以走向世界”的“文化理想”^[364]，体认该剧在“建构中国以及东亚的未来文化图景”之“文化想象”^[365]，肯定该剧将歌舞应用于话剧舞台的艺术尝试“是表达主体意识的重要手段”^[366]，等等。对《大地龙蛇》思想艺术的称道与指摘，都能从中推导出这样的结论：该剧关涉老舍的文化体验和抽象思辨，采用了一种突破常规、难以具体“操作”的话剧艺术形式。《大地龙蛇》是老舍在云南完成的艺术实验，也是他的精神在云南产生演变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