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关于云南城市形象的书写

关纪新先生分析老舍小说《旅行》之后认为，老舍“爱静不爱动，对四处旅游兴致并不很浓”；因此，“旅行，对一位像他这样的作家来说，其主要价值在于社会采风和文化考察，而不在于观光游玩或别的什么目的”^[307]。虽说老舍个性如此，但也不排除偶有例外的情况。老舍的散文《锦绣江山》中有这样一番表述：“旅行实在就是读活书。祖国是一本极大极美，内容丰富无比的活书……它叫诗人得到无穷的诗料……它的各处的气候不同，生产各异……这是多么可爱的国家，多么伟大的国家呀！”^[308]陪同老舍到云南、与老舍过从甚密的罗常培说老舍“时常向往苍山洱海的风景”^[309]，老舍还吐露自己从大理返回昆明之后“预备两件事”，其中之一是“上呈贡”^[310]。在笔者看来，老舍是一位“静中有动”的知识分子，他能在空间漫游中获得心灵诗意，同时又伴随着文化“阅读”。

事实上，有很多证据表明老舍“静中有动”的文化诉求。

老舍确实爱好宁静，他明确地表达求“静”的倾向：在武汉三镇当中，他喜欢武昌远胜汉口，“因为武昌像个静静的中国城市，而汉口是不中不西的乌烟瘴气的码头”^[311]；他宣称自己“特别喜欢青城的幽寂”^[312]；一年四季，他最不看好青岛的夏天，因为夏季的青岛“失去了海滨上的清净”，在他看来，“美而不静便至少失去一半的美”^[313]。就个人性格和气质而言，老舍属于沉静型的文人。

与此同时，也应看到老舍“动”与“静”相结合的主张，不能将老舍爱“静”的意识绝对化。老舍的散文《归自北平》，对北京、青岛、上海、苏州等城市的生活环境作比较，慨然陈情：“青岛”比北京“安静”，“但是安静不行呀”，考虑到“写家得有些刺激，得去多经验，得去找材料”，唯有“热闹而安静”的地方求之不得^[314]。《想北平》将北京与伦敦、巴黎、罗马等欧洲大都市对比，发现北京的优点在于“动中有静”^[315]。《八方风雨》则对汉口与上海的“嘈杂混乱”感到不满，却也承认上海“忙中有静”且有“文化事业与气氛”^[316]。老舍总是“静”而不“止”、“宽”而不“松”的。

老舍1941年的云南之行只去了两地——昆明和大理，且大部分时间住在昆明；直至1941年10月下旬，老舍才由查阜西陪同去了一趟大理作短期旅游。况且，老舍在昆明期间“多半住在乡下”^[317]。严格来讲，老舍对于云南城市核心区域的观察不多。有人声称“昆明与大理成为老舍生命历程中具有独特意义的两个城市”^[318]，而未将老舍看到的云南“城市”特征解释清楚。笔者曾对抗战时期的云南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问题有所思考，以昆明为例，那时“昆明的市区与城郊具有天然的连绵性和贯通性”，昆明具有“‘田园’城市的文化风姿”^[319]；如民国时期的昆明茶馆遍布“城里城外，从最繁盛的市中心到最荒僻的小村落”^[320]。云南城市与山村的绵延状态最能诠释老舍对昆明和大理“城市”形象的感知和评说。(www.xing528.com)

老舍对昆明和大理最为欣赏之处有两点：其一是环境秀美怡人，其二是氛围宁静幽雅。与此相关的话语在他的作品中俯拾即是：“昆明很静，这里最静；月明之夕，到此，谁仿佛都不愿出声”，“昆明的树多且绿，而且树上时有松鼠跳动！入眼浓绿，使人心静……老觉得昆明静秀可喜”，而且“昆明城外到处使人感到一种有力的静美”^[321]；另外，“无论由城里去，还是由龙泉村去，路上都很美”^[322]；况且，“论天气，论风景，论建筑，昆明比成都还更好”，可以说“昆明的城外到处像油画”^[323]；再者，“昆明的街名，多半美雅”^[324]；在大理城中，“大家从从容容的作着事情”，“使人感到安全静美”^[325]；大理城外“右手是洱海，左手是苍山，风景相当的美”^[326]；喜洲镇“街道很整齐，商店很多”，连祠堂都显得“金碧辉煌”^[327]……老舍频频使用“静秀”“静美”“美雅”等词语勾描昆明和大理的城内与城外景观，这是他穿行在云南城市和山村之间捕捉到的云南城市影像特色，寄寓着他对云南城市的赞赏和流连之情。

老舍对于昆明和大理并非没有批评。老舍刚到云南时，暂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的北京大学教授公舍内，他看到街巷“只有两三人家”而且“又狭又脏”^[328]；他在昆明龙泉村访友，发觉这个小村“多么污浊呀，路多年没有修过，马粪也数月没有扫除过”^[329]；由昆明到大理途中，他见到居民建筑“房子很大，院中极脏”，此外，“又赶上落了一阵雨，到处是烂泥，不幸而滑到，也许跌倒粪堆里去”^[330]。他看见大理下关的车站旅社和饭馆“差不多都是新开的，既无完好的设备，价钱又高”，它们“专为赚钱，不管别的”，他一走进小旅社的门就掉进了臭沟^[331]；他觉察当地人“不愿卖苦力气”^[332]，听闻大理的妇女“可以养着丈夫，而丈夫可以在家中安闲的享福”^[333]。卫生之糟糕、设施之简陋、居民之懒散，是老舍揭示的抗战时期云南城市形象之美中的瑕疵。

老舍生活朴素洁净，他在话剧《龙须沟》和散文《北京干净》《我热爱新北京》《天桥》《宝地》等一系列作品中，描述了城市卫生状况改善的重大意义。卫生意识敏锐的老舍在滇行期间对云南城市面貌作了相应的评点。再者，老舍是“静中有动”的，从摇旗呐喊的抗战漩涡中来到云南边陲的老舍，不会完全沉潜于静穆的边疆城市风物中。老舍在昆明的演讲中倡导“抗战时期写文章的人应为抗战而写作，不要在小花小草中寻求趣味”，蛰居于昆明杨家山的林场茅屋的冯至读到老舍的讲话记录时，“内心里感到歉疚”并产生了“警醒”意识^[334]，可见老舍没有迷醉于昆明和大理的山光水色。老舍对昆明与成都进行比较，他说：“昆明的花也多，而且天气比成都好，可是旧书铺与精美而便宜的小吃食远不及成都的那么多，专看花而没有书读也差点事。”^[335]老舍关于云南城市形象的观照和评判未受到感情因素的绝对支配，不把城市的天然环境与文化气息混为一谈。

总之，老舍称赞了昆明和大理的天气怡人、风景优美、氛围静谧、环境幽雅，对于两地在抗战时期的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则有隐忧。早在1938年，老舍发出呼吁：“我们要求的并不是高楼大厦，池园庭馆，而是城市应有的卫生与便利。假若在城市卫生上有相当的设施，到处注意秩序与清洁，这座城既有现成的山水取胜，自然就会美如图画，用不着浪费人工财力。”^[336]老舍在1941年游览云南城市的时候，应当还没有放弃自己三年前构拟的审美标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