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以前，老舍未曾到过云南，连云南最繁华、最发达、最负盛名的省会城市昆明对于他而言也是非常陌生的。他于1941年秋在西南联大的讲演中坦言：“我没有到昆明以前，只知道北京是一个大城，昆明大概是一个荒凉的野地，不知到了昆明以后，昆明也是这样好……”[284]在对云南的认知方面，当时的老舍和民国时期的大多数文人没有明显区别，在1938年发行的《旅行杂志》上，有人在文章里明言：“一说到云南，（昆明是云南省会）在沿海一带人们的脑筋中，就会浮起一种遍地不毛愚昧野蛮的想象，意味那里的文化不知落伍到什么程度……作者曾碰到好多人，他们对于云南真是极不了解……云南对于国人是太隔膜了。”[285]老舍从小在北京长大，起初对云南也是不熟悉的。
游历云南之前的老舍在作品中偶尔提及云南，能够看出老舍对于云南形象的“前理解”。老舍早期的一些作品出现了“云南白药”之表述，并未超出国人对于云南特产的常识范围。《代语堂先生拟赴美宣传大纲》一文介绍了林语堂“左手提着云南制的水烟袋，托子是珐琅的，非常的古艳”这个细节，展现林语堂既“提倡国货”又“宣传着东方文化”的品质[286]。散文《且讲私仇》提醒大多数中国人即使“生在云南、贵州”也逃不出日本等帝国主义列强掠夺之苦[287]；《怀友》感叹那些“最爱北平”的朋友因战乱“含泪逃出北平”，“现在大多数是在昆明”，意味着云南是距离战场较远却又受战争冲击的边缘地带。诗歌《长期抵抗》讽刺“不抵抗主义者”面对凶恶的侵略者“一直退到云南或广东”之怯懦[288]；长诗《成渝路上》揭露在国统区“勉强喝着云南野长的咖啡”的“学士”和“官员”之丑态[289]。所有这些作品，都是老舍批判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云南的不良分子腐败堕落的例证。同样，剧本《国家至上》中的赵兴邦打算参加“由云南出兵”的军队，以便于在“苗胞和侨胞中，或者在缅甸，安南”能够“起些政治上的作用”[290]。老舍已经注意到边疆省份云南在反法西斯战场中的战略地位。种种迹象表明，老舍游滇之前对于云南的认识较为笼统，他是站在爱国主义的立场上，将云南置于整个抗战版图中进行审视的，并以各类人群对于“大后方”云南的态度来检测其抗战姿态和道德品格。
1941年8月26日，经好友罗常培介绍，病中的老舍在重庆认识了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应邀到云南调养，同年11月10日返渝。老舍愿意到云南“住些日子”，据他本人所言，是因为“昆明的天气好”且有“许多老友”[291]，并非筹划“进行文协的相关工作”[292]。老舍到云南之后没有忘却抗战文艺的介绍和宣传，但那不是老舍游滇的本意，只能说是老舍借云南休养和交游之时机而“水到渠成”地实现抗战文艺思想的宣传和“渗透”。对于老舍来说，“有朋友的地方就是好地方”[293]，风景和环境倒是在其次。当条件许可时，老舍也很想在紧张的公务之余调节一下精神状态，他期盼在抗战结束以后在自己喜爱的地方建一所“不会草堂”，因为“在抗战中，开会开够了，所以永远‘不会’”[294]。老舍在1941年的云南之行不是基于“文协”工作的直接需要，而是友人交往带来的一次偶发事件，是机缘巧合。老舍专门记叙云南本地见闻的文字寥寥。有论者片面地强调老舍游滇的政治动机，夸大老舍关于云南的零星叙述对云南社会文化所产生的推动效应，断定“老舍有关昆明、大理的作品在发表后时至今日对云南发展发挥着持续性影响”[295]，不免言过其实。(www.xing528.com)
1941年秋的云南之行倒是给老舍本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他写下了《滇行短记》《八方风雨》《悼赵玉三司机师》等文章以作纪念，后来又在文学作品和工作报告中附带谈到了云南。小说《鼓书艺人》中的人物认为昆明“买卖好”，“城里人多”而缺少“戏园子”[296]；剧本《方珍珠》中的方太太议论云南解放前的“军长”“银行经理”和“土财主”挥霍“黄登登的金条，白花花的现洋”之阔绰[297]；小说《正红旗下》描写北京旗兵“不大晓得云南是在东边，还是在北边，更不知道英国是紧邻着美国呢，还是离云南不远”[298]，以及旗人大亨从云南等地“带回数不清的元宝”[299]。《鼓书艺人》《方珍珠》《正红旗下》中的“云南话语”反映了老舍对云南区位价值、城市文化和发展状况的重新辨识。老舍还充分肯定了云南的抗战文艺工作成绩，夸奖昆明“文协”分会在某些方面“成绩比重庆总会还好”[300]。新中国建立之后，老舍在很多场合盛赞云南的文艺成就，他以云南傣族民间叙事长诗《娥并与桑洛》为例，宣扬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美学价值及社会意义[301]，褒扬云南在搜集民族史诗和长篇叙事诗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特别提起“引起了全国、乃至于全世界的注意”的云南少数民族长诗《阿诗玛》[302]。老舍还歌颂了云南人民当中涌现的“英雄”人物——“保卫人民保卫生产”的苗族民兵、“活武松”李忠华[303]。藉此推测，滇行经历使老舍对云南有了更切近的了解，也增进了他对云南的好感。
纵观老舍的一生，笔者发现他与云南确有一些因缘。刘寿绵（宗月大师）祖父到云南做官，给刘家做佣人的老舍曾祖母舒马氏陪同赴滇；家境贫困的老舍早年之所以获得刘家帮助，乃因“刘家人居然一直没忘了这份情”[304]。老舍在家传性质的小说《正红旗下》对曾祖母到云南一事有所交代，可以猜想云南很早就在老舍的心目中打下了烙印。1941年秋的亲身游历使老舍形成了对云南的具体观感，建构了老舍个性化的“云南映像”。1956年的老舍因参加亚非作家会议路过昆明，再次为云南学人及“他的仰慕者”演讲，言行“和蔼慈祥，看似严肃，其实非常幽默”[305]，这说明重返故地的老舍心情愉悦。老舍之逝是解不透的谜，有人竟误以为老舍投水自尽的地点是“昆明湖”（实际为“太平湖”）。何以至此？北京的昆明湖是乾隆皇帝采用汉武帝开凿昆明池之典故而命名，而汉武帝开掘昆明池是为了训练水军以征伐云南“昆明夷”（据葛洪《西京杂记》），所以说昆明湖里有云南历史的光影。老舍生前也说自己很喜欢云南的“昆明湖”（滇池）[306]，未料老舍与云南的关系如此微妙，牵动世人几许缭乱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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