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岂有不爱自然美景的，左翼文人也概莫能外。鲁迅曾经建议：“当审察各地优美林野，加以保护，禁绝剪伐；或相度地势，辟为公园。”[265]据考察，鲁迅“在北京住了那么些年，游踪所到，去公园的次数很多”；尤其是中央公园，鲁迅“每年天暖之后，都要到公园去几次”[266]。到了上海之后的鲁迅却很少逛公园，仅去过江湾路上的“六三花园”和昆山路上的“儿童公园”，主要因为他在上海的生存环境颇为险峻，文化活动又相当繁忙。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郑伯奇等创造社文人有时却趁闲暇之余到租界公园游览一番。郭沫若在1928年1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日本Anna 原与仿吾约，午后游法国公园，但不幸雨竟日。”[267]虽然这则日记表明因天气关系，成仿吾等人在这一天未能去法国公园，但在此前或此后的时间里，他们极有可能去过法国公园。王映霞晚年回忆了她和郁达夫一道逛公园的情景：“愚园路尽头，便是兆丰公园（今名中山公园）。我们从车上下来，进了公园，一直缓步到公园的后门（曹家渡）出来。沿路的一花一草，一事一物，我总爱向郁达夫问个明白。他就像大人对孩子似地，不厌其烦地讲得很详细。”[268]看来郁达夫是兆丰公园的老游客。郑伯奇先后两次回忆了自己和郁达夫游公园的经历，但其中有两个疑点：一是他和王映霞所说的公园名称不一致，王映霞说郁达夫经常逛英租界的兆丰公园（极司非尔公园、梵王渡公园），而郑伯奇却说是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法国公园）。他在1959年写道：“有时，当月朗风清的晚间，我们特地乘电车去逛‘顾家宅公园’。我们在绿茸茸的草地上，不着边际地漫谈起来。”[269]1962年，他又回忆说：“当时，达夫正和王映霞恋爱，两人常常去‘顾家宅公园’密会。……我亲眼看见他沉醉于甜蜜生活的情景，更不便谈别的事了。”[270]在王、郑二人不同的叙述背后存在两种因素：一是两人当中有一位误记或误述了客观事实，二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当年既常到兆丰公园，也多往顾家宅公园。无论哪一种情况符合事实，都能说明郁达夫是一位非常热爱游览公园的文人。另一个疑点是郑伯奇在1959年和1962年的前后两次叙述中对郁达夫作出了不同的评价，前一次他颇有诗意地描述自己和郁达夫两人坐在顾家宅公园的草地上“漫谈”的惬意，后一次却含蓄地批评了“沉醉于”个人感情中的郁达夫在公园中浪费了很多时间，表示自己那时候和郁达夫已经产生了思想的隔阂。为何在三年时间内，郑伯奇对昔日老友的同一行为竟然给出了不同的价值评判？其中的原因是值得玩味的。笔者对此不作深究，读者对此问题若有兴趣可作进一步思考。总之，从上述现象中可以看到，在特定历史阶段，左翼文人的文化逻辑产生了冲突——他们虽然也喜欢城市公园之类的文化“乐园”，却又反对将“乐园”当成躲避时代风雨的“避难所”。
其他文人在公园里游山玩水、浅斟低唱之际，左翼文人却有可能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秘密地接头或策划：“有时邀约几个人，在虹口公园的草地上开会”[271]；上级与下级之间的联系，“常常是约定在邻近沪西的兆丰路终点的兆丰公园门口……准备好两个入门券（派斯）就走进公园去了，且谈且行，有时也找个僻静的地方坐坐，很方便的就把工作交代清楚了”[272]。有时也在“北四川路底的虹口公园”召开“小组会议”[273]。左翼文人之所以选择这样特殊的会议地点，是“由于‘左联’没有办公地点和固定活动场所，大家只好利用公园、饭馆或其他公共场所开会，有时也在某一成员的住所里开”[274]，公园因而成为左翼文人聚议的天然会场之一。本雅明从烟雾弥漫的巴黎小酒馆里发现了密谋的文人，而中国的左翼文人却选择在阳光明媚的上海公园中开会策划。(www.xing528.com)
尽管公园对于左翼文人来说意义重大，但他们常常抨击与公园相关的社会状况。例如，郭沫若批判公园内的种族歧视现象：“西洋人的公园并不是没有，但那只是西洋孩子的乐园，看护西洋孩子的中国奶妈可以进去，中国人的孩子是绝对不能进去的！”[275]郑伯奇书写公园里的凶相：“虹口公园的广场，已经被着黄色白色短衫大裤的陆战队兵士站满了。”[276]刘一梦指出“在租界的公园，进去都是有条件的，至少得带点洋气才行。”[277]还有人以虹口公园为故事背景，突出富人、绅士与乞丐的生存现状的尖锐对比[278]。不可否认，左翼文人的笔下有时又会出现关于公园的含混叙述，就连创作社作家王独清也在诗歌中谴责“租界上的公园是不准华人涉足”，却又对公园充满了种种玄想：“公园中一定被浓厚的树荫填满……一定有许多的男女在穿着轻薄的衣衫，都坐在那些长椅上安然地出神，休憩。”[279]话语的混杂和紊乱完全符合一个具有留洋背景的创造社文人的文化心态。左翼文人思想转变的时间层次性甚至体现在一些著名的作品中，1927年的茅盾的《幻灭》与1930年的丁玲的《一九三〇年春上海（之一）》对于公园的描写具有不同的色调。茅盾看到的公园景象是：“榆树的巨臂伸出在他们头顶，月光星光全都给遮住了，稍远，濛濛的夜气中，透露一闪一闪的光亮，那是被密重重的树叶遮隔了的园内的路灯。那边白茫茫的，是旺开的晚香玉，小池的水也反映出微弱的青光。”[280]而丁玲眼中的公园情状是：“园里人不多，几个西洋人，和几部小儿车，疏疏朗朗的散在四方。四方都是绿荫荫的，参差着新蓓的绿叶，大块的蓝天静静的覆在上面，有几团絮似的白云，耀着刺目的阳光，轻轻的袅着，变幻着。”[281]公园景致在茅盾和丁玲的笔下之所以呈现出如此迥异的美学格调，除了写作风格不同之外，左翼作家在不同时段的思想情感基调暗中影响了其创作心态。1930年前后，左翼文人的政治意识较为成熟了，但是从某些左翼作家关于公园景观的勾勒和渲染当中，依然能够找到一些驳杂的痕迹。例如白莽在《小母亲》一文中首先描写公园里“高耸的大树，鬼怪一般的伸上天空去，铁青的天空，只点缀了嘲弄似的几点星光，……无尽的水波，倒映着凌乱的灯影”，随后又写道：“公园依然是那么静美的，上海的夜依然是那么呻吟的，乱水灯影依然是那么凄凉的，一切都不会改变。”[282]这里，险恶怪异的整体氛围之中依然存有幽微缥缈的成分，说明左翼文人的公园体验确实含有冲突、矛盾的因素，公园的多重功能造成了他们复杂的精神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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