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对海派文人形成了巨大的诱惑力，这个现象也不难理解，因为倾心于现代生活和浪漫情调正是海派文人的显著特色。1930年，章衣萍在信中说自己“每天一早就到虹口公园去”[245]，“在上海的唯一的娱乐是逛虹口公园。……对着绿水凝思：有时心若太空浮云，飘渺无际，有时心若秋风夜雨，愁思丛来”[246]，从他身上可以看出城市公园对于海派文人的莫大意义——既是他们的“乐园”又是他们回避时代风雨的“避难所”。张若谷留下的文字记录也表明他在工作之余常去逛法国公园[247]。《法公园之夜》（1931年）的作者曾今可对于公园更是情有独钟，他自称在法国公园里看见巴金阅读《法公园之夜》，巴金还幽默地劝他再写一篇《法公园之黄昏》[248]。曾今可写过一首以《法公园一瞥》为题的诗歌，声称“随便地在街上走”结果就“走到法公园底门口”[249]，而他的《法公园之夜》（再版）广告文辞颇有吸引力：
上海的法国公园，是一个使无数的少男少女沉醉的胜地；在近代以上海为中心的文学作品中，已有着不少以法公园为背景为题材的了；本书独注意到描写夜的景色，可以说是一种创格。凡是夜游过法公园的人，读了定能勾引起许多的甜蜜的回忆；没有夜游过法公园的人更不能不读，你读了便如身历其境一般[250]。
海派文人在作品中摹写公园美景或以公园作为故事背景的现象比比皆是。例如1930年前后，有关兆丰公园（极司非尔公园、梵王渡公园）的作品有张资平的《爱之涡流》和《结婚的爱》、施蛰存的《意象抒情诗》和《在巴黎大戏院前》、林微音的《出走》等，涉及法国公园的作品还有叶灵凤的《红的天使》、章克标的《蜃楼》《银蛇》和《岁暮》等；关于虹口公园的作品有张资平的《爱之涡流》和《结婚的爱》、叶灵凤的《第七号女性》、张若谷的《寂寞独奏曲》、章克标的《站在电车头上兜风》、施蛰存的《在巴黎大戏院前》等，提及外滩公园的作品有张资平的《群星乱飞》等，不一而足。除此之外，《真美善》杂志上的《偶像的神秘》（第1卷第7号，1928年）、《玩偶少年》（第3卷第6号，1929年）、《公园中的扎记》（第6卷第6号，1930年）以及《现代》杂志上的《架上的八个》（第3卷第5期，1933年）均以公园作为故事的空间背景。海派文人的公园描写带有浓郁的诗意，他们常常将温馨浪漫的公园作为两性情爱故事开展的必要场所，或者从中发掘神秘微妙的都市艺术情调。他们偶尔也会借公园美景的抒写来感喟世间的悲凉和沧桑，但在感伤的背后仍然显露其对公园的向往和偏爱。(www.xing528.com)
通俗文学作家也是公园爱好者，受古典文学影响较深的通俗文学作家对于山石草木、花鸟虫鱼十分偏爱，有郑逸梅作他们的代表就已足够。仅在1928年的《紫罗兰》杂志上，郑逸梅先后发表了三篇专门描写租界公园的文章——《述外滩公园》（第3卷第6期）、《虹口公园纪游》（第3卷第9期）、《夜游法公园记》（第3卷第11期），皆内容详实、描述细致。《紫罗兰》杂志上除了郑逸梅关于租界公园的详尽介绍之外，范烟桥的《一年容易》（第3卷第8期，1928年）有法国公园的局部描写，胡天农的《热情》（第4卷第11期，1929年）提到了兆丰花园。在《紫罗兰》杂志上，也有通俗文学作家声称上海的“F公园简直可算是造成罪恶的渊薮”，因为里面有很多“不知自重的人”[251]；这里的“F 公园”很可能指“法国公园”。由此可见，虽然通俗文学作家与海派文人都喜爱观赏租界公园里的自然风物，但他们对于租界公园内的人物活动却有不同的感受，看来这两类文人的文化价值观并非完全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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