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前后的文人对于城市公园建设发出的最强劲的呼声出现在郑振铎的《上海之公园问题》一文中。他站在都市人的“呼吸权”和“生存权”的高度说明，任何一个都市均有必要建设自己的公园，认为只有到公园里，人们才能“暂时的由事务的人的世界而到自然的世界里转换一下趣味与眼光的”[239]。郑振铎还通过比较，说“伦敦的大公园至少在二十个以上”，而上海的公园则“屈指以数”。现将郑振铎在文中所举出的上海公园以表格形式列出：
续 表
在郑振铎眼里，上海公园的数量太少、质量也不高，而且就连这五个公园也不是华人都能进去的。他很不平地说：“我们只能在墙外望望园里的春色，我们只能在墙外听听园里的谈笑声”，只有“英、美、法、日本诸国人”能进去，而“我们是被放逐于乐园之外了！主人翁是被放逐出自己的公园之外了”[240]！最后，郑振铎号召大家为了捍卫权利而“热烈的持久的举行着‘公园运动’”[241]。该文充分体现了郑振铎开明、正直的文化立场。
事实上，在郑振铎列出的“公园”名单中，半淞园属于私人园林（也称为“私人花园”），而不属于现代城市公园；这种私人花园（园林）“以私人居家性质者为数最多，园地大概均不广大，而结构则颇精致，有长年开放，定期开放及不开放三种，如有人介绍，则不开放者亦得入内，不售门票。……私人花园不比公园，即使开放，仍有多数保留主人自用之处”[242]。在上海，这种私人花园还有豫园、徐园、沈家园、爱俪园等多处。另外，郑振铎统计的那“五个公园”只是上海最主要的公园而已，其中他所说的“中部”的“白渡桥小公园”、“西部”的“极司菲路公园”、“北部”的“儿童公园”、“西南部”的“法国花园”应该分别指外滩公园、兆丰公园（又称极司非尔公园、梵王渡公园）、昆山花园、法国公园（又称顾家宅公园）。对照有关史料记载，郑振铎关于“法国花园”即法国公园在上海西南部的“龙华路上”的说法似乎有误，因为历史上的法国公园（顾家宅公园）应当在法租界的“华龙路”（今雁荡路）上而不是“龙华路”上。这是郑振铎的笔误还是编辑者的失误，不得而知。除了郑振铎所说的“五个公园”以外，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公园还有汇山公园、华人公园、凡尔登公园、宝昌公园等。当然，就公共租界而言，外滩公园、兆丰公园、虹口公园这三个公园较有名声，它们合称为“公共租界三公园”。(www.xing528.com)
郑振铎后来也许会感到一些欣慰，因为从1928年6月1日起，公共租界的昆山花园、虹口公园、兆丰公园（极司非尔公园）、外滩公园一律开放[243]。随着1928年6月18日法租界的公园新章程的起草完毕，“华人从此始得以一元的代价，享受常年游玩法国公园的幸福”[244]。从此，沪上公园的游客数量大为增加，以下是“公共租界三公园”在1932年12月和1933年1—6月的游客数量统计表：
（注：表中数据来自1933年1月10日《申报》上的《工部局各公园游人数目》和1933年7月16日《申报》上的《工部局各公园六个月游人数目可惊》两篇文章。）
法租界的法国公园（顾家宅公园）的游客人数未列入以上统计表，但从现有的文字记录来看，法国公园也应当是游人群集、热闹异常的地方。《申报》上就有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如《法公园法国纪念节之盛况》（1928年7月18日）、《法公园盛会随记》（1928年7月24日）、《顾家宅公园所见》（1928年8月13日）、《纪法国公园之游》（1929年9月11日）等，这些文章描述了法国公园里游人摩肩接踵的场景，或者提到了众多青年男女在法国公园里谈情说爱的现象。在游览公园的人山人海中，又怎么会少掉文人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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