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公园史与民国文人的文化心态史

在民族危机接踵而至的历史关头，民国文人仍有学术研讨、文化追求、情感宣泄的渴求，中央公园是别具人文优势的公共空间，使他们的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由于文化立场不同，文人对于中央公园会萌发不同的精神体验。有人想写“中山公园茶座人物志”^[229]，乃基于建构中央公园文化史的冲动和构想。

中央公园与文人心态有很深的联系，实例甚多。由京迁沪的鲁迅和胡适都绝少去逛沪上的公园。有人认为鲁迅在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还常去公园，“表明他的精神还是亢奋的”，而“后期基本不进公园，则真实地反映了鲁迅先生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230]；但鲁迅的心态极其幽微，也许这还与他对于京、海文化的态度有关。胡适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蔡元培因担任官职而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1917年，他将“中央公园之花石”与“埃及之金字塔，希腊之神祠，罗马之剧场”同时并列^[231]；1922年，他将“北京中央公园”与“上海黄浦滩外国公园”归为一类^[232]；1931年，他又把“北平的中央公园”和南京的“第一公园、莫愁湖公园、五洲公园”相提并论^[233]，这一方面说明中央公园始终为他所推重，另一方面也显示职位意识改变了他的话语方式。(www.xing528.com)

1949年以后，已更名的中山公园沐浴在新的阳光之中，公园里的文人在精神状态、活动性质等方面都有了较大变化：南社在中山公园完成最后的雅集，提出要建立“为工农快擘笺”的“北社”，“其民间色彩已经消失，那种亦儒亦侠的精神也已经有了新的内容了”^[234]；徐悲鸿、叶浅予、力群等人在中山公园成立了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会议的主旨和风格与昔日文人聚会大不相同；田汉、王朝闻等人在中央公园“观礼”^[235]，而不是组织文人沙龙……中山公园史与文人的文化心态史同时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