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文人和驻京学者对中央公园充满欣赏、赞美之情。蒋梦麟认为北京“是历代的帝都，也是艺术和悠闲之都”[210]，愉悦的北京人“可以跑到皇宫内苑所改的‘中央公园’，坐在长满青苔的古树下品茗”[211]，这是“京派”文化优越性的体现。魏兆铭宣称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这两个“姊妹园”是北京“最好玩的地方”，中央公园“灵雅素淡”，游客“络绎不绝”，处处“表现着太平天下的升平快乐气象”[212]。沈从文嘲讽“海派”文化：“到公园去，全是小洋囝囝的天下，白发黄毛，都很有趣味。……上海好处就是这些，也是和北京不同的。”[213]他深信北京将和公园一样美丽[214]，在《晨》与《或人的太太》等小说中，他以人物的粗俗不堪反衬中央公园的质朴静美。无论正面歌颂还是侧面烘托、反面映衬，乐于栖居北京的文人总是对中央公园深怀崇敬。
挚爱中央公园的文人甚至在不经意之中引发文化纠结。钱玄同率意地表达对文化保守者的蔑视：“去读古书，还不如到中央公园去吃杯冰其林，爬爬假山也。”[215]刘半农的古诗《中央公园即目一首》却被鲁迅和周作人指出思想、形式和感情上的不足[216]。并非周氏兄弟不爱中央公园，乃是因为该诗的情感和形式均与新文学观念不符。俞平伯的《冬夜之公园》虽为新诗，意在“描写当时北京的中央公园”，他后来却自认为该诗染上了“很浓厚的旧空气，且作风太偏于纯粹写景一面”，“不是新诗正当倾向”[217]。徐志摩“曾有中山公园等处赏花通宵达旦的佳话”，且“梁启超为之曾集宋人长短句为联，书写赠之”[218]。而梁启超在清华授课时对中央公园改名一事作出评说，“为听讲之国民党籍之同学所不满”，激起了一场风波[219]。中央公园导致的文化冲突与心理矛盾依然证明它在民国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无声召唤北京以外的文人并对他们产生非凡的精神“同化”力，是中央公园令人回味的文化奇迹。“在北京混了几年”的章源若肯定北京文化之优长，尤其在提到“北海公园，中央公园”等文化名胜时说，“想着去，就可以去，随便赏心悦目”[220]。孟起“虽然在北平只住了两年”，却“已经深深的领略”北京的“蹓跶”文化，认为中央公园是最适宜“为讲卫生而清晨蹓跶的地方”，称赞那里的环境清新优美[221]。“来过好多次”北京的宇文盛赞北京人“养成了一种极可宝贵的人对人应有的一种雅量，一种宽恕的态度”，因为“在北京你清早可以到中央公园，在公众散布的马路上走完你每天走的十个圈子”，不受旁人的“注意”和“干涉”[222]。可见中央公园能够促使来京的文人迅速、自觉地认同和皈依北京文化。
中央公园是北京的一枚晶莹剔透的文化宝石，各类文人都会对它进行观察和言说，其品评者不限于“京派”文人。海派文人当中，叶灵凤在1927年北游故都，瞻仰了夜色之中的中央公园：“在参天的柏树下，倚了栏杆，遥望对岸那模糊中的宫墙”，他“觉倒很有趣味”，而“以后白天虽又去过几次，但总觉不如第一夜的好”，尤其是“在一望去几百张藤椅的噪杂人声中，去夹在里面吃瓜子，去品评来往的女人，实在太乏味了”，他认为北海公园比中央公园好[223]。叶灵凤对公园“茶棚”文化颇有隔阂，其实质乃与京、海两种文化心理的深层冲突有关。古典文化涵养极深的曾朴更显得雍容、通脱，他在1918年旅京期间写下多首吟诵北京古迹名胜的诗歌，其中有一首描写中央公园：“古柏参天跸路长，／名园高占地中央；／笙歌院落人声沸，／灯火楼台夜色凉。／树影深藏清社屋，／月明近照汉宫墙。／谁知紫禁森严处，／辟作民间游戏场。”[224]1921年，沪上画家刘海粟到北京“画些北国风情，扩大自己的视野”，亲往中央公园并且“写了三张古柏”[225]。海派文人对于中央公园所持的心态可算微妙、多样。(www.xing528.com)
通俗文学作家看待和描述中央公园的方式耐人寻味。在王度庐的作品里，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是“出现得最多的两处市内公园”，《虞美人》中有这样的表白：“我最喜欢这地方，布景紧凑，好像杜少陵的诗似的。北海太散漫，中南海又太荒凉，那都像是作得一点也不好的文章！”有人认为“这是极为个性化的感受，应该属于作者本人”[226]。张恨水在散文中礼赞“中央公园的红墙头上”隐现的“老柏林的翠影”[227]，又将中央公园美景融入《春明外史》《啼笑因缘》《斯人记》等小说中。由沪入京的包天笑看到了一个分裂的中央公园场景，认为中央公园的春明馆、长美轩这两处茶座分别是北京老年人和中年人固持“保守主义”的地盘，来今雨轩里的茶客又以“高傲”的“学人政客”为多，唯有柏斯馨才是“上海来的人，以及东南各地方新来的人”谈笑之乐土[228]。在浏览中央公园时，南北的通俗文学家竟有明显的心态差异。
总之，中央公园是五彩缤纷的万花镜，它能映照民国文人的精神姿态，并折射他们的文化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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