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北平的公园，是具有着古气盎然庄严伟大的，富于东方艺术的圣洁高雅”之地，但那里也有“男女如云”，也酝酿着文人的浪漫情事。
中央公园给很多民国才女留下了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冯沅君常常和李品清一道游览中央公园，她将公园约会的感受写进小说：“就在这样的夜里：／我们相搀扶着，／一会伫立在社稷坛的西侧，／一会散步在小河边的老柏树下，／踏碎了柏子，／惊醒了宿鸦，／听得河冰夜裂的声音。”[191]这位以写情大胆而著称的女作家以诗意语言倾诉公园里的男女私密，给中央公园增添了几多柔情。庐隐在此爱上郭梦良，二人常在大雪纷飞的中央公园里品茗、交谈[192]。庐隐与郭梦良的婚姻以悲剧结束，她在丈夫死后经常与挚友石评梅“跑到中央公园的最高峰上，酣歌狂舞”[193]。庐隐后来又与李唯建相识相恋，她在中央公园里恳请李唯建当她的人生“领导”[194]。几次重大的情感遭遇都发生在中央公园，这个特殊的自然空间成为庐隐非同寻常的人生驿站。林海音幼年随家人移居北京，中央公园是她常去的地方。少女林海音与记者夏承楹相爱，二人的一大乐事是“春天到中山公园看芍药、牡丹”[195]，中央公园是他们的爱情胜境。
对于热爱北京的“京派”文人来说，中央公园是他们表达情愫的最佳场合。与心上人频频约会于中央公园的梁实秋写下了动人的文辞：
下次会面是在一个星期后，地点是中央公园。人类的历史就是由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在一个花园里开始的。中央公园地点适中，而且有许多地方可以坐下来休息……我通常是在水榭的旁边守候，因为从那里可以望到公园的门口。等人是最令人心焦的事，一分一秒的耗着，不知看多少次手表，可是等到你所期待的人远远的姗姗而来，你有多少烦闷也丢到九霄云外去了。[196](www.xing528.com)
除梁实秋之外，中央公园在其他“京派”文人的心扉中同样刻下深痕。1924年的胡适在中央公园即景生情，吟诗一首，他禁不住要“折一两枝花，寄与江南人看，好教他更殷勤赏玩，江南的艳阳天、芳草岸”。有人认为他“寄与江南人”即暗指他所眷恋的曹珮声女士[197]。1931年春，刚从上海迁居北京的胡适陪同夫人江冬秀到中央公园闲走、吃饭[198]，虽说是故地重游，心情思绪却两不相同，中央公园中的胡适流露出复杂的心态。罗隆基比较直率，他通过梁实秋的邀请与心仪已久的女学生徐芳见面，其后又“常借故邀约至中山公园散步谈心”[199]，对于爱情的追求可谓执着。胡适、梁实秋、罗隆基在中央公园坦露男女之情，而沈从文与张兆和[200]、徐志摩与陆小曼[201]还在中央公园举行了婚礼。
在中央公园诉说衷肠、排遣情怀的其实不只是“京派”文人。语言学大师赵元任在中央公园对杨步伟表达爱意，在请人证婚之前，“先到中央公园当年定情的格言亭照张相”[202]。左翼作家胡也频在北京期间与丁玲相恋，受感情困扰的他独自“在中央公园徘徊”[203]。“京味”文学大师老舍在“中山公园后头小沙滩那儿”与未婚妻有了“第一次拥抱”[204]。鲁迅的学生、青年军官李秉中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结婚[205]。在中国，像中央公园这样一个与民国文人婚恋史密切相关的城市公共空间并不多见。
中央公园对于民国文人来说既是两情相悦之所，也是文化感召之地。1918年，在沪上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到中央公园一游，或许中央公园对他构成了非同小可的吸引力，半个月之后，他又偕家人再上北京游览中央公园，又与其他文人在园中聚会照相[206]。台湾青年张我军在北京创作了诗歌《游中央公园杂谈》，先后刊载于北京和台湾的报纸[207]。最能体现中央公园的文化感召力者，是一些去国离乡、漂泊海外的文人。奔赴美国之前，林语堂专程赶到北京，在中山公园重温旧日时光[208]；陈之藩在国外看到簇拥的鲜花，“自然而然的想起北平公园里的花花朵朵”，觉得它们“应该是来今雨轩，应该是谐趣园，应该是宫殿阶台或亭阁栅栏”[209]。海外游子对于中央公园无法抹去的记忆，源自他们对于祖国魂牵梦绕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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