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名媛客厅、学者书房固然是文人的理想沙龙，五方杂处的城市公园亦可作为聚会良所，中央公园的诱惑力因此毋容置疑。“当春秋之交，鸟鸣花开，池水周流，夹道松柏苍翠郁然，中外人士选胜来游，流连景光不能遽去。至于群众之集合，学校之游行，裨补体育之游戏运动，以及有关地方有益公众之聚会咸乐，假斯园以举行……”[169]既有景色怡人的环境，又是自由开放的空间，中央公园为文人构筑文化沙龙提供了绝佳条件。
皇家坛庙改建而成的中央公园保留了古典文化底蕴，受到国学大师的青睐。陈寅恪常在中央公园调节身心，和毛子水在那里吃茶散步[170]，园中漫步的同时必然伴随着学术的交流。钱穆和汤用彤、蒙文通去中央公园吃早餐，还与熊十力、张孟劬、张东荪在公园中畅叙。他们常围着茶桌，“各移椅分坐两处”，探讨“哲理时事”和“经史旧学”[171]。在中央公园，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界巨子可以抛开讲台之上的职业拘束，以公园茶桌为中心，重组学术沙龙。
中央公园也是酷爱传统文学者的文化园地，他们撰有很多歌咏该园的古典诗、文、词、赋，如五古《来今雨轩晚坐》、七古《社稷坛双树歌》、五律《暑夕中央公园纳凉四十韵》、七律《中央公园讲经》、七绝《中央公园》，词有《浪淘沙·公园偶作》《浣溪沙·稷园赏牡丹》等[172]。喜好文酒之会、拥有国学情结的南社文人雅集于中央公园，白逾桓、陈去病、高旭、居正、邵元冲、宋大章、吴修源、周亮等南社君子在中央公园中写下大量雅集分韵的诗作[173]。
在言论自由受限、公共空间匮乏的旧中国，中央公园这样的文化场域实在难寻。于是，文人演讲、结社、展览、闲聊乃至宴会等集体活动都可以置于中央公园。除了南社，《新青年》杂志社、文学研究会、少年中国学会、画学研究会、国语研究会、尚志学会、新学会、新潮社、语丝社、浅草社、沉钟社、光社等近现代社团均与中央公园结下了不解之缘。(www.xing528.com)
“京派”文人与中央公园尤为亲密。“每月一次在北平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的约稿会”是他们的重要组合方式[174]。沈从文每隔一两个月就邀约青年作家到中央公园来今雨轩一边喝茶一边谈文学，那“完全是一种漫谈式的聚会”[175]。萧乾每月到来今雨轩请一次茶会，朱光潜、梁宗岱、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林徽音等人必到，形成“京派文人俱乐部”的沙龙场面[176]。有人认为：“‘来今雨轩’等北平的公共场所在1930年代扮演了一个“公共空间”的角色”，而且“这个空间集结的文人却超越了单一性，成为众多京派文人尤其是学生辈的文人建立社会网络的黄金通道”[177]。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在中央公园从事思想传播和斗争实践：李大钊在那里召开少年中国学会会议，发表演说；陈独秀夹在中央公园的人群里散发传单；张国焘、邓中夏等人在中央公园柏树林讨论工人工作[178]；瞿秋白在中央公园讨论文学和社会的关系[179]。左翼文人也在中央公园投下身影：冯雪峰、张天翼、柔石等人在京“形成一个无形的小圈子”，中央公园是聚会地点之一[180]；丁玲和胡也频常逛中央公园，胡也频还在中央公园给丁玲拍摄照片[181]；鲁迅对中央公园怀有深情，“当年的公共休闲场所‘中央公园’事实上已经成为鲁迅和他的友人们在城市中一个重要的社会文化活动场所”[182]。中央公园具有超政治的文化品格，孙文主义学会和国民党市党部（右翼）等政治团体的文人有时也会聚于中央公园[183]。在中央公园，吴虞招待日本学者青木正儿[184]，胡适为美国哲学家杜威祝寿[185]，鲁迅陪同俄国作家爱罗先珂闲逛[186]……中央公园竟然还是民国文人的“国际”文化交流处！
通俗文艺家和其他文化界人士也喜爱在中央公园举行文化活动。张恨水于中央公园创作《啼笑因缘》，会见马彦祥、沈松泉等人[187]，还预备在那里“备一杯茶，请老友赏晚开的牡丹”[188]。1935年，北京文艺界及社会知名人士欢迎李苦禅来京和送别张恨水返沪，在中央公园举行茶话晚会，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马连良、商鸿逵、蒋廷梓等人参加聚会，特邀一代名妓赛金花出席。他们意欲再睹这位从晚清风云中淡出的“迟暮佳人”，意欲“重温庚子年历史”[189]，以古雅的中央公园为戏台，集体观看赛金花登场。从中可以看出，民国文人隐秘难言的审美心态中裹挟着苦涩不堪的民族意识。抗战爆发之后，中国文人抛开晚清历史带来的心灵暗影，在同仇敌忾的民族情感中达成团结，1946年的中央公园见证了张恨水、马彦祥、周扬、刘白羽、凌叔华、齐如山、杨振声、顾颉刚、俞平伯等各类文人的联合，北平文协分会因此得以成立[190]。在危机四伏、混乱无序的年代，中央公园是粘合民国文人群体的天然“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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