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较而言，国内外学者对于中国的小城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有人指出“小城市一直不是城市史研究的热门，部分原因是一般小城市史料积累不足，又十分零散，使研究者望而却步”[162]，这一点可以说是国内外皆然，不仅在城市史研究领域如此，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文学史视野下的小城研究同样如此。假如我们继续轻视小城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关系研究，我们便难以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学术研究推向更宏阔的境界。主张文学史“陌生化”研究的程光炜教授提出了“一种与自己的身份和场域关系更大、更为直接的研究”理念[163]，意味着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者需要突破原有的学科共同经验，而将研究视野放大到过去较少关注的区域。所以，加强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有所关联的小城研究，这是很有必要也颇有价值的工作。诚然，小城市的史料发掘与整理难度较大，但只要研究者努力扩展视界并采取恰当的策略路线，以“考古”的学术精神和研究态度，从多种类型、不同用途的历史文献（不限于文学史料）中，将小城发生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类事件“打捞”出来，然后加以分析和阐释，这样的研究工作可使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面貌日趋丰满。
值得注意的是，本书所说的“考古”，与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既相似又相异。福柯的知识“考古学”重视实证，强调在“扩散的空间”展开历史研究[164]，他关注被遗漏、被回避、被删除或者被抑制的研究对象。笔者的研究理念与此相近，对于文学史视野中的小城研究价值被轻视、被遮蔽的现象感到遗憾与不满。其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全部版图中，一定还有不少像民国曲靖这样的小城参与了文学史的建构，却未能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这些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小城市，并非缺少文学史研究的价值与可能性，因而，参照福柯提出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对这些“隐藏”在文学史纵深处的小城市进行发掘是非常有必要的研究工作。不过，福柯的“考古学”方法是以不连续的、断裂化的历史观为指向；而笔者所说的小城“考古”研究，是在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框架内实施的，需要遵循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已经奠立的基本时序规则。回顾20世纪90年代，陈平原教授已在《文学史家的考古学视野》一文中提出：“文学史家之需要考古学视野，主要是一种眼光、思路及思维方式的变化。”[165]就考古学本身的发展情况来看，“20世纪初的考古发掘出现了三个相关要素，这就是垂直发掘以揭示早晚序列，水平观察以准确记录遗物的分布，对遗址中出土的所有遗存予以系统关注”[166]。若借镜考古学发展的新理念，今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既要推进时间链条的纵向考察，又要加强小城市等空间形态的横向研究，还要分析诸多小城市在文学史空间系统中的独特功能。唯其如此，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建构才有可能日臻成熟与完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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