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与曲靖：以闻一多、朱自清、施蛰存、田汉、穆旦为例

像民国时期的曲靖这样一个边疆小城，在现今不计其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它的痕迹。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除了上文提到的施蛰存、李长之、李乔等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人以外，闻一多、朱自清、田汉、穆旦等闻名全国的现代作家曾经到过曲靖，这座城市在他们的人生中留下了隐约可见的痕迹。

1938年4月22日下午四时，闻一多参加的湘黔滇旅行团（国立长沙临时大学的学生组织的入滇团体）步行抵达曲靖。4月23日“在曲靖休整一日”，这一天，闻一多在曲靖完成了速写《曲靖北门外牌坊》，次日早晨“出曲靖小西门”^[147]。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闻一多为何对曲靖北门外的一座牌坊产生了审美兴趣？这个细节现象对于闻一多的文化心理和美学观念研究难道没有考察价值吗？

非常巧合的是，在闻一多到达曲靖的四年后的同一天，即1942年4月22日，朱自清创作了一首旧诗《忆曲靖至昆明车中观晚霞作》；此诗未刊，后来收入其稿本《犹贤博弈斋诗钞》当中^[148]。这首五言诗共44 句，其中包括“大道比弦直，飙车争矢骤。／滇中气清朗，秋空蓝欲透。／高远杳无极，仰视徒引脰”等句^[149]，整首诗“写的是滇中秋天傍晚彩霞”，艺术上显得神采飞扬，研究者赞之为“诗人神与物游，浮想联翩，……诗中充满想象与夸张，……极有声色地描绘了令人神迷心醉的晚霞奇景。”^[150]朱自清先生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的重要作家，他在西南边疆使用旧体诗的形式，尽情抒写自己对于曲靖、昆明等地的美景体验，这一文学事件岂不引发我们对于新文学家精神世界的种种玄思？如果说“朱自清旧体诗作是他诗歌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把它和前期的新诗创作联系起来考察，方能全面的评估他诗艺的美学价值”^[151]，那么，包括曲靖在内的促发朱自清创作旧体诗之情思的自然空间，也便获得了文学史研究的价值。

这种奇特的文艺现象也曾经发生在施蛰存先生那里。1937年秋，施蛰存从上海松江匆匆赶往云南昆明，沿途当中既写日记也创作诗歌；因为他途径曲靖，故而“曲靖”也浮现在他的日记和诗作里。除了上文提到的《西行日记》关于曲靖城市形象的记录之外，他还写了一首题为《登曲靖城楼》的旧体诗，这是一首七绝，其四句内容为：“投荒万里岂疗贫，／荷宿星餐已苦辛。／谁会登楼王粲意，／白云亲舍满倭尘。”^[152]这首诗与《西行日记》的写法明显不同，它是施蛰存先生触景生情的咏怀之作，从中几乎看不出曲靖城市景观的描写；然而，它是了解作者人生情怀和心灵历程的一个断片，和日记一样，它对于研究施蛰存的文学创作及文化意识而言，也是不可忽视的文献史料。有学者睿智地指出：“施先生一路上所写的日记（《西行日记》）与他的诗歌相得益彰，可以说是很重要的见证文学。有趣的是，他在途中所写的那些旧体诗无形中也就成了他从此由小说写作转向古典文学研究的起步。”^[153]诚如斯言，施蛰存写成的与曲靖有关的日记和旧体诗，尽管数量极少，但从中可以窥测文学史生成的东鳞西爪。(www.xing528.com)

中国现代戏剧家田汉在文章中屡次提到“曲靖”这个地名。他在“难中自述”中叙说：“我们是在曲靖剧场演出《儿女英雄传》的时候得到日寇投降的消息的。当时罢演上街游行庆贺。”^[154]关于此次戏剧演出的情形，戏剧史研究专家为田汉撰写的传记中有更为详细的描述：“1945年8月15日晚，滇南重镇曲靖的金城大戏院锣鼓喧闹，喝彩不断，这是四维儿童剧团在演出《新儿女英雄传》。突然，田汉出现在舞台上，兴奋地向观众、向演员宣布了令中国人欣喜若狂的好消息：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了！人们在短暂的沉默之后，从心底爆发出了呜咽的喜悦与劫后余生的欢呼。”^[155]这段传记文字的生动描述有助于强化田汉的精神魅力和文学史形象，而且还提供了“曲靖的金城大戏院”等更为具体的细节信息，表明中国现代戏剧家的文学活动版图扩展至边疆小城。然而遗憾的是，该传记著作将滇东曲靖误写为“滇南重镇”，这一信息瑕疵几乎不被读者所关注，目前似乎还没有听到他人批评或纠正的声音，可以说，“小城”在现代文学史上的面影向来是模糊不清的。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看，为了更加细致地了解小城市与现代文学史的事实关系，很有必要查阅小城市的社会、历史、地理、文化等方面的文献史料，譬如《曲靖文化志》记载：抗战爆发后，曲靖聚集了大批外省人员；1943年，刘洪昌等人在曲靖建盖了金城大戏院，当地的戏剧艺术活动相当活跃，正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小城曲靖成为田汉领导的抗战戏剧运动开展的区域之一：“1945年田汉率领的四维儿童戏剧学校先后两次来曲演出。后一次在曲靖的时间较长，共上演了《江汉渔歌》《梁红玉》《新儿女英雄传》等京剧。这些崭新的剧目，受到曲靖观众的欢迎。”^[156]实际上，《曲靖文化志》记录的这些内容可以找到相关的佐证材料，比如说，田汉于1947年9月8日在上海《新闻报》上发表了散文《璐璐之死》。在这篇散文中，田汉回忆自己在抗战胜利之后，“那时似乎到曲靖去了”^[157]。考虑到这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与事件发生时间相隔较近，田汉对自己“到曲靖”的事实应当不会记错，他所说的“似乎”只是意味着他无法对具体时间作出更精准的定位，我们可以依据田汉本人的话语推知他不止一次地奔赴曲靖。此外，有证据表明1950年代的田汉也曾到过曲靖，他在1954年第8期的《戏剧报》上发表了《三万里慰问归来》一文，诉说自己到云南边疆慰问人民解放军的见闻和感想，其中提及自己“离开曲靖那天”看到的情景^[158]。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一般都了解田汉的戏剧创作以及他主导的戏剧运动与上海、南京、武汉、桂林、昆明、重庆等城市的历史关系；而挖掘文坛精英与小城市的历史渊源，或许会拓展我们所熟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知识畛域。

小城的文学史意义不仅仅体现为作家与城市的空间关系，我们不能说一旦作家进入了某个小城市就意味着该事件产生了文学史的效应，还需在此基础上考察作家进出城市（无论城市规模是大是小）的历史行为是否对其文学实践构成潜在的影响^[159]。某些作家的年谱或传记对作家与小城的历史关系有所勘察，为我们了解作家人生经历提供了文学史著作遗漏的珍贵史料。遗憾的是，由于受年谱或传记的文本性质所局限，这些文献对作家人生片断的文学意义一般不作阐发，因而未能将作家进出小城的生平事迹提升为文学史事件，而这一点正是文学研究者今后需要努力开掘的地方。以曲靖而言，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一位外籍作家停留在曲靖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上文提到的闻一多、朱自清、施蛰存、田汉等人，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弄清楚该作家在曲靖的人生经历究竟有没有对其创作心理或艺术风格产生影响，这位作家便是现代著名诗人穆旦。关于穆旦进入曲靖的历史事实，在研究者撰写的传记和年谱中均有提及，而且，有的研究者在这方面做了大量考证工作。比如说，易彬的《穆旦年谱》梳理了穆旦先后两度在曲靖度过的数月情况，我们据此获悉穆旦曾在曲靖“第5军汽车兵团”任“少校英文秘书”（1943年2月—4月）^[160]、在曲靖“青年军二〇七师”任“中校英文秘书”（1945年6月—11月）^[161]；而在这两段时间内，穆旦创作了不少诗歌作品，其中包括《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篇。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能否解读出曲靖时期穆旦创作的心理特征？在进入曲靖之前和离开曲靖之后的穆旦诗歌创作心理又是否发生了变化？穆旦的创作心理之律动与他进出曲靖的人生体验有没有某种内在联系？如果我们能够对这些问题作出合理的阐释，我们是不是为穆旦研究增添了一种“曲靖”视阈？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也擦亮了一座小城在现代文学史上一直被遮蔽的面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