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立场来看，1930年前后的民国文人主要有左翼文人、趋附于国民政府的文人、海派文人、自由主义文人（京派文人）、开明文人等多种类型，他们看待国民政府新都的视角有所不同。
政治观念当然会影响民国文人对南京的评价。鲁迅曾与南京结下不解之缘，1898年就进入南京，先后就读于江南水师学堂、矿路学堂；1912年又到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南京可谓鲁迅人生的重要驿站，但他的南京情感却有一个变化的轨迹，尤其是在1927年南京成为国府新都之后有所转折。1923年的鲁迅还肯定“到N进K学堂”的积极意义[96]，而1927年的鲁迅却谢绝了别人让他去南京编期刊的邀请[97]。同年9月19日，他计划“拟往南京，不久留的，大约至多两三天，因为要去看看有麟，有一点事，但不是谋饭碗……”[98]。由此看来鲁迅没有定居南京的打算。除了1930年托朋友到南京夫子庙前的江南官书局代为索取售书书目这件事尚能看出他对南京文化市场的良好印象之外[99]，鲁迅更多地强调南京的政治象征色彩。1928年，鲁迅借南京流行的“歌诀”说明市民“小巧的机灵”和“厚重的麻木”，以及对于革命的隔膜[100]；1931年，鲁迅抨击南京政府镇压请愿学生的暴行[101]，又在《南京民谣》等诗歌中讽刺中山陵前各怀心机的国民党官员[102]；1932年，鲁迅对报章上“新旧三都”的“伟观”以及“南北两京”的“新气”的说法感到“肉麻”[103]；1933年，鲁迅讽刺戴季陶等人在南京发起的法会活动以及筑塔收藏孙中山遗著抄本的行为[104]，又对牛兰夫妇被关押于南京的监狱感到义愤[105]。尽管南京经历是鲁迅人生道路的重要篇章，但政治立场深深地影响了他对于1927年之后的南京的整体感受。他的目光多聚焦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暴力上。其他左翼文人一般也和鲁迅一样，看到的多为新都凶恶的政治面影。
胡适早年主要活动在上海和北京，有时到南京一游（如1920年8 夜游玄武湖[106]，1925年10月与郑振铎、高梦旦往游南京[107]），或偶往南京高校作演讲（如1921年7月31日到东南大学及南京高师暑期学校讲演[108]）。胡适与南京的接触不算多，但他对南京的感受还不错。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胡汉民致信胡适：“先生说肯来南京看我们，何不早来和我们讨论一下？”[109]那时的胡适与南京国民政府交往颇好。1927年之后，胡适多次到南京参加会议、举行演讲；1928年次数尤多，5月18日在中央大学出席全国教育会议第四次大会，5月21日又赴中央大学宴会并向会议代表作演说，表达“希望中央大学将来成为中国最高学术机关”的意愿[110]；6月15日到南京开会讨论中央大学易校长、北京大学换校名及校长等事宜[111]；12月2日因蒋梦麟为文化基金之事的邀请去南京聚餐讨论，12月3日在南京下车，看到“雪里的南京比平日洁净多了”[112]；1930年7月2日，胡适到南京出席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年会[113]；1932年1月14日，到上海出席文化基金董事会第六次常会的胡适写信告知妻子返回北平的时间，特别提到“在南京要耽搁半天”[114]。南京是胡适城市记忆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胡适对于南京基本上没有排斥情绪。可以看出，政治立场的不同导致自由主义文人和左翼文人对城市属性的整体感知产生了分歧。当然，自由主义文人对于南京也有善意的批评。1933年的《独立评论》上的《新都随感录》赞扬了南京建设的佳绩，称“中山路非常之宽”，中央医院“从外表看规模和北平的协和医院不相上下，还许宏大一点”，公共体育场设施完备，“有网球场，国术场，棒球场，田竞赛及足球场，跑马场，及露天游泳池。每场四周都用洋灰建筑的看台。这真可算是东方伟大建筑之一”；但也指出首都建设的美中不足，如“在新都坐人力车逛中山路很有一点不舒服，所以一般慢车阶级的朋友们颇以为苦”以及“中山路的慢车道还觉不平”，公共体育场“距离市民太远”，并且“这许多建筑，并不是为市民公用的”[115]。深爱故都北平的文化空间又能包容新都南京的建设瑕疵，是自由主义文人看待北京和南京的视角特征。(www.xing528.com)
文人的文化心理也会影响其南京印象。海派文人视上海胜过南京。《真美善》杂志上的《上江行》对“大而无当的南京”不以为然，讥诮“这南京地方仿佛是有特殊的慓悍性格，然而也或者正因为这个原故，才配做京城罢？”作者不喜欢南京人的话语风格，称南京市民“说话的口气既不是北方之清脆，也不是南风之圆转，简直是又混浊又迟钝，实在是带着十分下流而强凶霸道的调子”；作者认为“南京是在用着上海的旧货”，甚至连中央党部礼堂悬挂的孙中山的照片也是“上海王开照相馆照的”，而礼堂“总觉得异样的渺小和单薄。称之为礼堂，实在还及不来一爿精致的咖啡店”；在作者眼里，名为新都的南京是无法和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上海相提并论的，他在文章结尾说：“其实这荒凉本是南京的特色，可是以一个新都充满着荒凉，令人格外感到荒凉的可怕了……”[116]以上海的繁华来映照南京的荒凉、以物质生活的优越来暗淡政治中心的光芒，体现了海派文人面对新都的自傲心理。海派文人甚至将南京与上海的气温及市民心理作比较：“南京地方，既为首都，干禄之徒，当多于过江之鲫，因而天气比上海热些，也是道理。”[117]他们断定南京谋求功名之人远多于上海，可见个性浪漫的海派文人对于政治权力中心的漠视和抗拒。
一些青睐北京风范的开明文人也藐视南京的新都身份，《语丝》上有人将新都形象和鸭子绑定在一起，称“南京，仿佛是鸭子们的屠场”[118]；也有人嘲讽“国都”南京没有任何改观，“钟山还是钟山，秦淮还秦淮”，人们“一面是‘大抽其烟’，一面则抱‘今天天气哈哈主义’”，而“南京街路，依旧黄沙乱舞”[119]。在《一般》杂志上，有人以为南京的政治意义不及上海：“南京虽是新都，却是直到现在，似乎还单调得很；上海实在比南京重要得多，即以政治论，也是如此，看几月来的南方政局可知。”[120]民国时期的开明文人不看好新都南京并非基于政治意识，而源自推崇北京的文化心理，“薄”南京是为了“厚”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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