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文人意识到市政工程“是建设新都市的实际工作，是‘市政计划’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是主持市政之实施者所应该注意的根本问题，是新的、美的、艺术的都市产生的要素”，认为市政工程包括“市街之改造和建设，公园之设计，公共房屋之布置，公共卫生事业之举办，市街交通之计划，自来水之供给，电灯电话电气之应用”等多项内容[87]。1930年，汉口特别市市政府派遣专人前往南京、上海、杭州三市调查市政，并将调查报告编印出版。
新都南京的前身是一座历经风雨和沧桑的古城，况且“1927年的南京应该说自身还没有作好成为新型大都市的各种准备，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南京匆匆地走到当时中国的最前沿”，而“人口的急剧增加、市政设施的亟待改造、新旧思想的冲突”导致“各种社会问题在这个时期最激烈，最充分地暴露在南京新的管理者面前”[88]。此外，就《首都计划》的实施效果而言，“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实际上，在随后的南京城市建设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按照这一计划进行”[89]，新都的市政建设实效必然会打折扣，民国南京的城市发展不免存在着一些缺憾。
民国文人对于新都的建设瑕疵所持的态度并不统一。胡嫣红承认“南京城很荒芜，触目都是破瓦颓垣的矮房子和一些满贮污水的浅塘，道路也不平坦，逢着雨天便泥深数尺，晴天有风飞沙扑，人眼睛都几乎不能睁开”，但作者仍旧喜欢“可爱的南京”，而且“觉得南京人很好，虽是别人说南京人坏。他们性情很率直，交际很简朴而质实”[90]；尽管南京城内可以发现“崎岖不平的石头路，旧瓦破砖的矮房子；到处是厕所，到处是菜园；这里有一块牛溲人溺的空地，那里便有一块绿得发丑的污水”，胡嫣红认为南京“还是那样可爱”，南京的文人有诗意般的生活：“到玄武湖吃樱桃，上鸡鸣寺喝茶，去莫愁湖剥莲子，坐潮园煮干丝。”[91]与胡嫣红的态度形成对比的是，不能忍受南京古城破旧形象的胡翔云声称：“初次到南京时，马车进城半天，我还当在乡下，问朋友说：‘怎么还不进城？’”对南京城落后荒凉的强固体验甚至导致胡翔云形成了对南京人的偏见——“南京住了三年，看到的是：狡猾的人民，奇形怪状的男女学生，和穿破布长褂的博士”[92]。同样属于《紫罗兰》杂志的撰稿人，胡嫣红和胡翔云竟然对南京产生如此相反的印象。南京古城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面面俱到的建设成效，它在不同的文人眼中势必会呈现出五光十色的形象。王怡庵《在首都》一文谈起南京的马路时说：“南京城垣过大，且自经张勋兵燹之后，至今犹是满城荒凉，而我军定都无几时，故马路上之设施，尚与从前泥路无异也。”[93]仅马路建设一项即可反映新都建设的难题，1930年前后的南京给各类文人留下了褒与贬的话语空间。(www.xing528.com)
民国文人对于新都的评价大多毁誉兼有，他们眼中的南京形象带有芜杂性。最具代表性的文章是1932年的《申报》上的《南京素描》。该文列举了南京城内各级人员的精神状态、良莠不齐的交通设施、不伦不类的建筑布置、美丑对照的道路风景以及鱼龙混杂的城市生活，看到南京“天空中有二十世纪交通利器的飞机来往；中山路上有光亮迅速的汽车疾驰。泥泞的石路上有破旧的马车颠簸；也许是纪元前已经发明的独轮小车，在吱吱地像哀鸣着行动”；建筑方面，“新近官舍的建筑都是皇宫式，金碧辉煌，堂皇富丽，兼而有之。但里面一切的布置陈设是完全西方的，美丽舒适，亦兼而有之”；道旁有“六角形亭式的厕所，和不避风雨的茅棚对照；修长光洁的中山道，和‘晴天香炉，下雨酱缸’的路对照”；最后，作者又将眼光投向了不协调的城市文化，戏称“清真馆中的板鸭，秦淮河上的佳胜，××大学的打手，可谓‘新都三绝’”[94]。《我所见的南京》一文指出：“自南京成为首都，一切外表已大改旧观。电灯明亮，电话自动，道路宽广”，而臭虫和暗娼的问题仍然存在，候补道虽已绝迹，但南京的“职员多皮带多了”，在游戏场或电影院一带“挂徽章佩皮带者之触目皆是”。文章还感叹“南京人的商业道德”之不良[95]。
民国南京的市政缺陷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人的评价分歧。总体而言，他们既承认南京市政建设取得的明显进步，又叙述普通市民生活之困难，是民国文人看待新都南京的一种典型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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