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政府的新都建设与文人的南京书写

“用城市现代化的眼光观察，在1927年国民政府在此定都以前，南京城的发展是迟缓的。”^[66]研究者大多认为，“1927年后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为南京城市建设带来了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从而奠定了其现代城市的发展格局”^[67]。新都地位的确立给南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新都建设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国文人的南京书写。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便大力宣传新都的历史优越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曾经印发《国都南京的认识》这本小册子，多方面论述南京作为首都的历史必然性，将建都南京与恪守孙中山遗愿乃至国家前途直接联系起来^[68]，认为“北平实为近世中华民族衰落的场所，亦可谓反革命势力的巢穴；南京实为近世中华民族复兴的纪念地，亦可称为革命的国度”^[69]。在地理位置上，小册子的作者认定“国都不宜于藏于内陆，而宜位于海滨”，并进一步将地点锁定在“海疆上游”，因为这样方可“具俯视一切之概”^[70]。在政治形势上，作者认为北京既存在帝国主义势力割占的瑕疵（“东交民巷使馆区域，久成化外，平津险要，尽操外人，都城陈兵，最伤国体。”^[71]），又有封建主义固有意识的腐化（“北平古都，久沦专制，封建余孽，根深蒂固。”）；定都南京则能“领导华南华北学术平均之进步”^[72]。作者还认为，“革命的南京首都，是集中全国人才，经济，工作的绝好的地点”^[73]，因此，为了建设新都南京，无论付出何等代价都是值得的：“至于建设首都之经费，虽所费颇多，但为革命的建设，其价值较之表现或唤起帝王思想之北平建筑，实不可以道里计。”^[74]官方文人对于建设新都南京怀有急迫心情。

事实上，新都的建设面临着很多困难。1928年，南京特别市市政府感叹：“此一年来，对于一切设施，无日不在惨淡经营之中。”^[75]当然，市政府已立下雄心，力争“使此破坏不堪之南京，一变而为庄严灿烂之新都”^[76]。在市政府的努力下，多项市政措施得以实现，包括整顿税收、设立金库、调查测绘、兴建道路、拆迁建筑、清查户口、整顿警察、创办图书馆、开辟公园、增设学校、设立工厂、废止娼妓、查禁迷信、严禁赌博、改良卫生……市政府意欲将南京建成“革命化、艺术化、科学化之新都”^[77]。应当承认，1927年之后实施的《首都大计划》《首都计划》《首都计划的调整计划》等多项规划确实促进了南京的城市建设。其中，《首都计划》尤可称道，它“是近代中国最早的一个较为系统的城市规划方案，也是南京城市建设史上第一部正式的规划文件，对南京城市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78]。该计划包括南京的城市空间设计、建筑形式的选择、道路系统的规划以及市政建设的构想等多个方面，它的局部实施产生了一些积极效果：“使南京城市的改造与发展迈向现代化，从此，南京出现了宽阔的道路与街道两边各式各样的现代建筑，自来水、下水道等各项现代市政公用设施逐渐发展起来”^[79]。因而，学界普遍认为“1927年至1937年是南京近代城市建设的黄金时期”^[80]。

新都的崭新形象在民国文人的笔下得以呈现。在一本标识为“旅宁必备”的宣传书《新南京志》中，有人高扬“新南京”之美名，描述南京城内，“鸭尾头、旗袍衣，新女子矣；博士帽、中山服，新人物矣；至其他新事业新教育不胜枚举，谓之为‘新南京’，谁曰不宜？”^[81]该书展示了新都的异常“热闹”，介绍了南京城繁多的街巷，描述了南京的水道、城垣、山麓、桥梁、庙宇、官署、学校、银行、银楼、钱庄、公园、古迹、交通、市场、旅馆、菜馆、茶馆、风俗，等等，声称“南京今为首都之区，甲于天下，其最热闹买卖市场，已非一处”^[82]。该书简直写尽了民国金陵无限艳丽的城市风光。(www.xing528.com)

沪上大报《申报》上也常可见到赞美南京的文章。例如，1928年8月11日的《申报》上有《南京的衣食住》一文，作者对新都南京有全新的期待：“蓬勃之新都气象，必有令人鼓舞欢欣者在。”文章对南京人的生活情况一一描述，突出南京人衣着打扮的新潮：“自南京定为首都，青天白日旗下，风气稍开，民智稍展，着马褂者，除旧式商人外，殊不多觏，而机关林立，党治下之职员，十九改着中山装或西装。女界方面，着旗袍者占十之七八。”又指出南京的餐饮业非常发达：“新都餐馆，如万全大禄金陵春海洞春等，一餐之值，最低限度，亦非五六金不办。”“茶社如新奇芳阁魁光阁六朝居新世界等。”南京房屋供不应求：“首都所在，机关林立，职员多如过江之鲫，宿舍既不能容，势不能不出而自觅住处，热闹之区，每进须租金十五元。每非七八元不克。此犹指携眷同居者而言，若无眷属，虽出重价，亦难觅到。”^[83]该文是对新都南京之繁华兴旺的热情礼赞。在1929年的《申报·自由谈》上，《首都娱乐谈》一文描写了南京城最为兴盛的娱乐活动，首先是夫子庙前的歌女的“清唱”；其次，“电影在首都，亦甚为发达”；最为瞩目的是国民影戏院，不仅“建筑最佳”，“选片手段亦不恶”，并且，南京各电影院的售价比较便宜，“略如沪上之北京大戏院”，南京还新建大世界游戏场，“生涯极为发达”^[84]。

在自由主义文人创办的《新月》杂志上，诗歌《重来南京作》以拟人化手法表现南京的今非昔比：“记得当年初见时，／已是徐娘半老，／穿的破烂衣裳，／面现着形容枯槁。……如今幸运儿又来了，／门前的车马多繁闹，／她得了贵人的恩宠，／重现出那旧时的香袅。”^[85]在以抨击时弊而著称的《语丝》杂志上，《上京求名》有感于各地青年想“到南京去”的“普遍的跃跃欲动的欲求”而发，“大家都想象南京这个地方真不愧为革命的首都，只要青年们一打起革命的招牌去就如到了‘幸福之乡’，‘金银之窟’，‘女儿之国’一样，什么悬而难解决的做官，发财，讨女人的三大问题，都可完满地解决了”；他们还看到“已到南京去得了发展的青年们”寄回来的“那些穿洋服或斜挂皮带的玉照，及大吹革命盛夸首都繁盛的信件”^[86]。不管基于何种心态，不少文人眼中的南京确实光华灿烂。

1927年之后的很多文人讴歌了南京的建设成就，重评了南京的城市形象。在他们的笔下展现了气象一新的南京风光，为中国现代城市发展史留下了一些真实而又生动的记录，使人们有了异于封建士大夫刘禹锡、杜牧、李煜乃至“五四”文人朱自清、俞平伯等人凄艳悲凉的南京体验。没有这种勾勒渲染，南京的历史形象便会形成美感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