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有一群观念开明、立场平正的文人们,在1920—1930年代,其文字常见于《语丝》《一般》《中学生》《小说月报》等刊物上,他们对北京一直持敬仰和关切的态度。
创刊于北京的《语丝》随着北新书局的被查封迁往了上海,但《语丝》上的多数文章仍然肯定或倾向于北京。《说北京》一文针对北京城的风沙威胁和生活寂寞的说法,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并不觉到有什么特别”[53]。《饱话半打》谈到了国民政府迁都南京后,“北京似乎变得萧条多了”,不少商店在门上贴着迁往南京的纸条,连食物的流行也跟着时事而变动。作者戏称最近饭馆里多了一道菜——“南京螃蟹”,带着嘲讽的口吻说:“蟹,横行物也;不远千里而来。可谓稀奇而又不易,又何况是从南京呢?”[54]其不平之态显而易见。《语丝》上也有文章对北京社会现状表示不满,如《北京与北平》《从“北京”到“北平”》等,但批判的矛头始终对准北京的官僚和军阀,对腐败的当政者的激烈抨击恰恰体现了作者对于北京美好未来的真诚期待。(www.xing528.com)
在《小说月报》上,郑振铎、靳以等人含蓄地暗示了自己对于北京的崇敬和尊重。郑振铎的《元荫嫂的墓前》叙述了一个为情所困、为礼所束的年轻女性元荫嫂从北京搬到上海不到两年便憔悴而逝的故事[55]。靳以的《沉落》刻画了一个在北京上大学的上海少女骗取了一个少年的痴情,后来又回到上海寻欢放浪,最终葬送了双方的爱情和生命这样的角色[56]。这两篇文章有相近的寓意:放纵欲望的上海洋场文化一旦与诚朴纯正的北京人文精神相遇,前者有可能对后者造成危险的冲击。但是,悲剧的发生却激发了人们对于北京风采的崇敬。文学大师老舍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均以幽静庄重的皇城古都的空间美学反衬现代混世者的道德丑态。在向往北京的文人眼里,上海狭窄而混乱的都市个体空间会导致精神世界的局促和污染,正如《中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所述:“从北平来的人往往说在上海这地方怎么‘呆’得住。一切都这样紧张。空气是这样龌龊。”[57]这样的看法表明了一类文人对于北京阔大自在的空间优越性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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