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昆明文化与文学生态的关系

1937年9月之后，云南大学聘请了施蛰存、李长之、吴晗、林同济、严楚江等人，他们是“抗战爆发后第一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第四批到达昆明的外省人是清华、北大师生和中央研究院等学术机构人员，其中包括沈从文、杨振声等著名作家^[296]。抗战时期到过昆明的外省作家还有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田汉、穆木天、冰心、林徽因、光未然等人，加上滇籍作家白平阶、楚图南、姜亮夫、雷溅波、李乔、李寒谷、罗铁鹰、马子华、梅绍农、彭桂萼、徐嘉瑞、张天虚等，构成了战时昆明庞大的作家群落。

昆明的“山林”城市空间具有弥散性质，作家呈现散布状态。敌机轰炸前，多数作家穿梭于昆明城的西北角，那里是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教育机构的密集地带，很多作家兼有学者、教师的文化身份，他们散居在翠湖旁边的“凤翥街、文化巷、柿花巷、文林街、青云街、一丘田”等街巷，如靛花巷3号、柿花巷4号、敬节堂巷、金鸡巷等住所内。日寇空袭昆明之后，文人疏散到昆明城郊以及昆明附近的呈贡、宜良等地^[297]。昆明相继产生多个零散的文化—文学中心：城内的靛花巷是作家老舍、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杨振声、卞之琳、陈梦家、川岛等人的“文艺之家”^[298]，文林街的沈从文寓所是施蛰存、杨振声、林徽因等人与沈从文共建的“一个小小的文艺中心”^[299]；昆明郊区又形成了两个“文化中心”，分别为东郊区的“龙泉镇”和西郊区的“大普吉”^[300]；稍远处的呈贡也是“人文荟萃，俊彦云集”之地^[301]，冰心、沈从文、张兆和、李广田、费孝通等人曾经居住于此。昆明的文化—文学中心在地理空间上是分散的，社会文化机构和学术研究团体未能有效地发挥整合作用。因作家“流动较大”，“文协”昆明分会从皖南事变到1944年8月“基本上没有活动”^[302]，沈从文等自由主义作家对“文协”保持远离姿态。西南联大教师成立的“十一学会”竟然“还不到一年，也就随着政治上的分化而烟消云散”^[303]。民主人士创建的“九老会”和“西南文化研究会”采取“不定期”的活动方式^[304]，成员之间经常发生“认识分歧和思想交锋”^[305]。何况，这三者都不是文学社团。昆明的文学生态圈非常松散。如冯至可以归入西南联大作家群，但他不停移居于昆明市区与郊区之间，他在杨家山的临时寓所成为昆明作家的“山野沙龙”^[306]，足见昆明文学生态的散落表征。

1939年的《良友》杂志展示了昆明作家队伍，包括沈从文、冰心、林徽因、施蛰存、穆木天、朱自清、闻一多、陈梦家、钱歌川、潘家询等人^[307]。蒙树宏认为云南作家“在抗战以前，比较集中地以《滇潮》《云波》《泸江月刊》等为基地进行活动；在抗战以后，除本省作家外，还有西南联合大学作家群，他们分别以闻一多为首（包括李广田）、以沈从文为首（包括汪曾祺、卢静等）或以《战国策》为中心（如陈铨等）”^[308]。无论如何，昆明作家数量庞杂、类型多样。穆木天、光未然、楚图南、雷溅波、马子华等人曾是左翼文艺战士，闻一多、罗隆基、陈梦家、沈从文、林徽因、潘光旦等人是旧时的新月派文人，施蛰存迁滇之前被称为“新感觉派”作家，吴宓是昔日的“学衡派”中坚分子，陈铨是“战国策派”成员，陈蝶仙是民国通俗文学作家……不同文化诉求和审美取向的作家云集昆明，使战时昆明的文学生态既蓬勃旺盛又色彩斑斓。然而也要看到，本地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对昆明文学生态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多数昆明人确实像冯至感受到的那样“热情好客”^[309]，但亦有一些本地人缺乏尊重外省文化人的“雅量”，不利于“增强抗战期间文化阵线的实力”^[310]。李长之与本地人发生误会而离开昆明，有的外省文人竟然“溜回老家去”^[311]，茅盾和楚图南对此问题都予以了纠偏。(www.xing528.com)

抗战促进了昆明的书刊出版，人们看到“昆明的大小书店里整天挤满着翻杂志、看画报的学生”^[312]。昆明很多报纸都有文学副刊或以文学为重要内容的副刊，如《益世报·烽火圈中》《暹华日报·火炬》《云南晚报·夜莺》《观察·昆明湖》等，这些副刊“出版的期数比较少”或者“影响不大”，《民国日报·驼铃》《云南日报·南风》《中央日报·平明》《正义报·大千》等副刊积极培养文艺青年，但是“有希望的作者不多，成长不快”^[313]。昆明的文学期刊数量少、寿命短，凤子叹息：“在昆明，经常有一两个期刊出版，一是《战国策》，一是最近两月才筹备并已出刊了一期的《当代评论》……《中央日报》有一角副刊，然终以商业第一的关系。如遇广告挤，副刊的位置随时可以取而代之的。因之，像《战国策》一类的刊物应该是当地青年们仅有的读物了。”^[314]也有人指出昆明刊物大多“登载报道各种‘游艺性质’的文字”而趋向于“综合性质”，而且“纯文艺的刊物除了西南联合大学文聚社所编的‘文聚月刊’外，就找不出第二种来了”^[315]。文学传播途径对于文学生态形成冲击。施蛰存、沈从文、闻一多、陈梦家、杨振声等“老”作家在昆明较少从事个体创作，而西南联大的校园文学队伍甚是耀眼：拥有穆旦、杜运燮、郑敏、汪曾祺、赵瑞蕻、林浦、王佐良、辛代、向意、陆嘉、吴风、杨周翰、巫宁坤、刘北汜、方敬等一大批年轻作者，开辟了南湖诗社、高原文艺社、南荒文艺社、冬青文艺社、文聚社、新诗社等大约“一百多个社团”^[316]，以壁报和文艺刊物为载体发表大量文学作品，支撑了昆明大半个文坛。

昆明自由、疏放的城市文化精神也波及到昆明的文学样式和风格。抗战时期昆明“文学界的论争并不多”^[317]，乃是因为昆明的文化场域本来就是包容、分散的。从文学体裁来看，昆明文坛的诗歌与散文取得了较大丰收，尤其是西南联大的师生对现代派诗歌艺术的卓越实践，昆明作家描写地方风土人情的游记和报告文学数量甚多，小说和剧本的创作势头相对低落……昆明优美宁静的地理环境、自由浪漫的文化氛围十分有利于作家主体心灵的诗意徜徉，与反映矛盾和冲突见长的文学样式似乎不太相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