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市文化映像与特质

昆明城市史可以溯源至公元前3世纪的滇王国都城，唐宋时期建有南诏拓东城，元代的昆明成为云南首府。民国时期的昆明城市规模已相当宏伟，1928年正式设市，1930年代的昆明“给人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抗战时代是昆明发展的重要“台阶”，大量同胞、学校、机关、工厂迁昆，“昆明城市人口剧增，城市发展规模和城市近代化的速度加快了”，而且“昆明地区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昆明“成了一个繁华的国际大都市”^[272]。本文主要从“城”与“人”的关联视阈审视昆明城市文化，首先透视昆明在抗战中的文人映像。

颇受文人瞩目的，是昆明繁盛热闹的城市气象，以及现代化的城市生活。有人称赞抗战时期的昆明是“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将其类比为“一个民国以后的乡下姑娘，带着一切旧传统的性格走进了一个最现代的城市”；在抗战爆发以后的昆明，“人，像潮水似地从全国各地涌来，交通机关，运输商行，像雨后春笋似地设立起来了”^[273]。有人声称战时的昆明是“有钱的城市”，在那里，“贸易公司的茂盛，乃至茶楼酒肆，旅馆公寓，电影院，私人汽车之多，也无一不是在表明着昆明的财富”^[274]。有人感叹昆明“现代化”设施之齐备，如旅行社、大酒店、巴黎理发室、温泉沐浴室等，“都是最高等、最摩登，而且最舒适”^[275]。也有人惊讶于昆明“文化的水准也相当地提高了，报馆，书店业已改换了旧时面目，马市口华山路一带成了昆明的文化街，所有生活，北新，上海杂志公司……等新兴书店，都集结在附近一带”^[276]。还有人记录了昆明市民的娱乐活动：“昆明大戏院，南屏大戏院，大逸乐电影院，相继以最新姿态出现于东南城角，华灯初起，南屏道上，衣香鬓影，车水马龙，诚为昆明生色不少”^[277]。另外，“外国兵新辟了舞厅，民众也自由地玩着，……每晚只见满街行人，尤以外宾为甚，繁荣的市面，够令人兴奋的”^[278]。看来，那时的昆明在人口密度、经济规模、设施水平、文化氛围等方面，与国内其他大都市相比并不逊色，不愧为抗战“大后方”的“文化城”。

抗战时期的昆明城市文化又自有其特点，不仅有别于北平、上海、南京、沈阳、长春、天津等沦陷区城市，与重庆、桂林、贵阳等“大后方”城市也存在明显的差异。自由、疏放可谓其文化特质，它既不同于“陪都重庆文化的发展自由受到执政者的直接行政限制”^[279]，又不像战时的桂林文化那样呈现出“解放区‘面向国统区’”的“半开放”形态^[280]。从昆明文化场域的权力机制来看，云南的地方实力派与国民党中央政权始终保持距离，“蒋介石的‘中央’和龙云的‘地方’之间有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美国势力也有一定的“政治影响”，此外还有民盟组织和民主革命人士等进步力量的积极活动^[281]。相对宽松的权力场域为昆明的学者和文人提供了较大的活动空间。易社强指出外省知识分子迁至昆明以后“能够享有高度的学校自治和政治自由”，像西南联大这样的文化团体在“半独立”的云南地方权力保护下“免受国民党的压迫”^[282]。何兆武回忆说：“云南有大片一望无际的平原，看着就让人开朗。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环境不同了。联大三个学校以前都是北方的……本来就有自由散漫的传统，到了云南又有地方势力的保护，保持了原有的作风……自由有一个好处，可以做你喜欢的事……”^[283]在当时，很多外省人奔赴“可以自由呼吸的昆明”^[284]，声称昆明“以其特有的庄严玲珑的姿态沐着纯洁而自由的空气”^[285]。作家冰心也夸赞昆明的城市生活“很自由，很温煦，‘京派的’”^[286]。在抗战烽火映照中国大地的时候，像昆明这般自由、活跃的城市文化场域实在难觅。

昆明城市文化的“自由”精神，不仅基于地方权力的“半独立”机制，也与昆明的文化传统与自然条件有关。古代昆明不断发生文化“杂交”现象，“移民城市”的文化传统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昆明偏安一隅的地理环境”又造成了“既时尚又保守”的市民个性，“工业文明和农耕文化的长期并存，使昆明城市文化充满着现代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冲突”，而且“城市生活以慢为节奏”^[287]。开放包容与古朴安闲，看似冲突，却真正反映了昆明城市文化的“自由”内质，尽管这种“自由”也可能流变为“散漫”。(www.xing528.com)

昆明的城市环境对于“自由”精神的塑造也起到了催化作用。昆明被誉为“城市山林”^[288]，有山有水，风景极佳，易使人养成怡然自得、从容不迫的精神品性。汪曾祺说“翠湖是昆明的眼睛”，冲淡了“生活的重压、柴米油盐、委屈烦恼”，给予昆明人“浮世的安慰和精神的疗养”^[289]。他还怀念西南联大校舍附近的凤翥街和文林街上的茶馆，肯定“泡茶馆”有助于乱世书生“养其浩然之气”，也便于发奋“读书”和“接触社会”^[290]。“山林”城市昆明的市区与城郊具有天然的连绵性和贯通性，西山、滇池、黑龙潭、大观楼等名胜景点便是座落在郊外，而茶馆遍布“城里城外，从最繁盛的市中心到最荒僻的小村落”^[291]。昆明市民为躲避敌机空袭可以随时“疏散”到四郊乡村，又能够自由地返回城内，展现了昆明“田园”城市的文化风姿。在城市景观方面，“昆市日见趋向现代都市化，而民间住屋，仍多画栋雕梁……依然不失为一古色古香之古城，或云昆居颇有古都风光也”^[292]；有人还发现昆明普通市民的生活习惯依然“保持十足中国古老的气味”^[293]。就恬静古朴、迂缓内敛的文化内质而言，昆明确实有点类似于北平。

“半独立”的权力机制、“山林”式的城市空间、新旧参差的观念形态，酝酿了昆明自由、疏放的城市文化特质。这种文化风格有可能使抗战时代的昆明市民受到过于“平时化”的批评^[294]，但它确实为那些生活在物质贫困、物价飞涨、交通阻隔、信息闭塞等恶劣环境中的在滇文人，助长了文化开拓的信念与激情。不过，也要看到部分昆明人“乡土观念”与“国家观念”的失衡现象^[295]，当地人与外省人的意识冲突偶有发生，是战时昆明城市文化的不和谐杂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