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绝美的风景给文人留下至深记忆，何兆武当年“一来到昆明就感觉天气美好极了”[235]，刘绪贻回顾说“昆明市四季如春”且“风物宜人”[236]。相同的地理景观展现在所有在场的观众面前，惟有心智灵敏者方能神会大自然的暗示，正如1943年的吴宓仰观昆明天空所产生的强烈震撼：“雨后天晴，观天山云之变动，形色万态，美丽难名。……宓既观其静，又观其动，心会神驰，极欣悦！”吴宓能够“于此画中，偶窥宇宙之美”[237]。拥有吴宓那样的心灵感悟力的审美者并不多见，昆明风景对一般观赏者而言，自然呈现出不同的美学意义来。
将昆明风景的美学价值与城市社会的道德缺陷作出尖锐对比者，莫过于沈从文。他犀利地指出：外省人来到云南不久，便不能单纯地欣赏云南的云彩之美，而天空中的美丽云朵其实能够给予世人“一种无言之教”，各类庸俗市民忙于谋求实际利益，“云南的云即或再美丽一点，对于那个真正的多数人，还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238]。沈从文经常在信件中“详细介绍昆明和呈贡特有的景物”[239]，却屡屡抨击后方城市的不良风气，他宣称：“到云南后便接近一个新的现实社会。这社会特点之一，即耳目所及，无不为战争所造成的法币空气所渗透。地方本来的厚重朴质，虽还保留在多数有教养的家庭中，随物质活动来的时髦，却装点到社会表面。”[240]沈从文的批评并非针对云南本地人民，而是斥责了那些战时逃难至昆明、追求城市享乐者的外省人。在《怀昆明》中，沈从文表达了他对云南人的崇敬：“云南人性情坦白直爽”“重友情，好学问”“谦虚从善以图适应时代”[241]。他真切希望昆明这座秀美的城市能够迎来真正的精英豪杰，当田汉来到昆明时，沈从文主张“昆明的阳光和空气那么好”，可以“让田汉先生在明朗阳光和清新空气中，得到一个短时期的休养”[242]。由此可见，包括沈从文在内的很多文人对于边城空间的和谐之美充满着强烈的文化期待。
在抗战激流中，外省人蜂拥而至，给边城社会增添了驳杂性。在文人眼里，昆明既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有钱的城市”，也是一个“复杂的都市”，除了本地人之外，还聚集了“广东人，福建人，四川人，北方人”，夹杂着“海外的华侨”“越南人和法国人”“奸商和官僚”“谣言的散发者”以及“青年学生和大学教授”等人群[243]。对于纷纷攘攘的昆明社会，文人的道德评价是紊乱的：一方面盛赞“昆明人热情好客，可以说颇有古人的遗风”[244]，称昆明人既“笃厚”又“有一种潜藏的深厚的进取的心在准备着”[245]，褒扬昆明人“非常进取，充满了朝气”[246]；另一方面，又将昆明视为“后方冒险家的乐园”，认为昆明由中国的“堪察加”变成了“暴发户”的乐园[247]，城里充斥着“漆黑的夜游者”“初解风情的闺秀”“粗暴的商人和汽车夫”“乡下来的姑娘”“大学生”和“妓女”[248]。文人对于战时昆明社会的伦理批评产生了明显冲突，暴露了边疆城市在外力急遽推动下的文化突变及步伐缭乱。多元化的城市主体在特殊语境中的偶然相聚，生成戏剧化的城市文化场景，有的文人嘲笑“红唇烫发高跟的女郎”与“半开化的倮族土人”在街头并行的现象构成了战时的昆明文化“奇观”[249]，撇开了边城的发展实际和历史遭遇的道德判断，其实包含着非公正的文化心理。(www.xing528.com)
若从精神维度观照昆明的风土人情，文人对于边城另有评价。艾芜看到群峰围绕的昆明“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250]，暂住昆明的老舍“老觉得静秀可喜”[251]，林徽因欣赏“昆明永远那样美”的同时又感到“寂静”和“冷清”[252]，凤子寄居昆明期间“日子过得平静然而寂寞”[253]，黄裳在春城“觉得异常的空虚与平静”[254]，李长之对昆明过于恬静、悠闲的生活环境似乎有些忧虑：“天气诚然不错，但是偏于太温和的了，总觉得昏昏的，懒洋洋的，清爽的时候不过早上和夜里……是不是在这里住下去，将要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了。”[255]施蛰存描述昆明附近的山城居民“永远是很迟缓，永远是很闲懒，永远没有时间的观念”，他告诫外省人说：“这种和平与淳朴的好处，到底只堪从想象中去追求的，比如你身处一个烦嚣的都会里，偶尔憧憬一下这样的山城生活，那是对于你很有补益的。若果你真的来到这里住下去，像我一样，我想你若不能逃走，一定会自杀的。”然而他又“对于这寂寞的山城抱着希望”[256]。冯至从昆明市区迁居杨家山的林场茅屋伊始，觉得“自然界的一切都显露出来，无时无刻不在跟人对话，那真是风声雨声，声声入耳，云形树态，无不启人深思”，后来却被抗战的呐喊声从田园环境中唤醒，他逐渐和林场茅屋“疏远”，城市对他“有了更多的吸引力”[257]。从静穆安宁的山林到喧嚣紧张的都市，冯至审美趣味的变化在抗战时代的文人当中是典型现象。不少云南本土文人也希冀克服沉寂闭塞的山国心理，倡导刚健狂野的边疆人文个性。楚图南宣扬“伸出拳头，向黑暗的统治猛烈的进攻”的“云南精神”[258]；彭桂萼认为“高山深谷的边疆，有他磅礴粗壮的气魄；荒莽原始的人群，有他生动雄奇的力量”，期待吹响“奋亢的军笳与悲壮的号角”[259]。在风沙扑面的时代，激荡的社会思潮影响了全国文人，以及他们对于边疆风土人情的精神体验与美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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