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民国昆明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坐标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长期不被外人所熟悉，遑论其省会昆明。民国文人李启愚对此深有感触：“一说到云南，（昆明是云南省会）在沿海一带人们的脑筋中，就会浮起一种遍地不毛愚昧野蛮的想象，意味那里的文化不知落伍到什么程度；至于当地的人，也许是遍身长毛，或者还有尾巴。——这并不是笑话，作者曾碰到好多人，他们对于云南真是极不了解……云南对于国人是太隔膜了。”^[191]夏康农也说：“抗战以前，昆明和云南之为外面人士所忽略，可从北平俗语中说明一种极度苦厄为‘受云南罪’这一个比喻想像得之……从前外省人尽管有机会听到云南朋友如何如何艳说那里的气候与风物，总只能兴起一种漠然的情趣，揣想着那一片中世纪型的国土，酣睡正浓，听起来还不及异国地名如东京、纽约、伦敦、巴黎等等的那么关切。”^[192]可见，直至民国时期，昆明这座边疆城市在很多国人眼里仍然是空间盲点。

近代云南文化名人楚图南对云南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有深刻、精辟的阐述。1938年，楚图南撰文评述：云南文化“大约在汉唐以前，还是土著文化时代”，日益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文化区域”；汉唐以后，随着滇缅交通的开辟，佛教等各种宗教传入云南，与云南土著文化相交织；“云南到了明时才真正的开化，或者说是真正的华化”；到了清朝，云南文化未发生明显的变迁；“革命以后，海禁大开，云南也有滇越铁路，帝国主义的势力也侵入到云南来了。但文化的实质，仍是和以前的一样，半封建的农业社会，中国的传统的一切，仍然有着绝对的支配的力量”，所以“云南的社会和文化虽然从明时以来，已经华族化，但却没有现代化”；抗日战争的爆发开启了“云南文化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它使“云南成为后方的军事准备的重镇，和文化思想的保育和培养的摇篮”^[193]。楚图南清晰地勾勒了云南文化的演进脉络，描述了云南边地文化的特殊内质，又强调抗战的发生提升了云南的文化地位。

对于云南颇为隔膜的人往往将西南边地视为蛮夷之邦。例如，从昆明走出的现代作家陆晶清在北京读书期间，“许多外省的同学，博学的教授”常常以猎奇的心态对她发问，使她“深恨不幸生长在云南”^[194]。楚图南对云南的地缘意义作出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评估，他看到了云南的边缘优势：“云南因为地位偏僻，交通不便，所以很可以利用了地理的特殊性，在人所不注意的环境里面，从容准备；一旦国势颠危，中原多难，振臂一呼，异军突起，也就重新奠定了危局，使当前的国运，又转危为安。”^[195]他还理直气壮地反问：“在文化上一向被视为比较落后的云南有谁知道，它在中国现代史上，所占领（据）的重要地位呢？有谁知道它在中国政治史上的最伟大最光荣的贡献呢？”^[196]据楚图南的理解，地理位置的边缘化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云南的封闭性，却在另一方面孕育了云南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独特优势。与此契合的是，1938年的茅盾在昆明讲演时，高调宣称“云南有深山大泽，有生龙活虎”^[197]，茅盾的这个判断或许并非纯粹礼节意义上的溢美之词。

作为云南省会，昆明获得了明显的边缘价值与抗战机缘。民国文人当中，以为边疆城市昆明萧条、落后者为数甚多。然而，也有一些见闻稍广的文人确信“在所有的都市中，恐再找不出第二个像昆明这样市内多山的都市，这真是山国的产物……在都市内住着，有山有水”，因而赞誉昆明是“山国中的天国”“城市山林”^[198]。也有文人欣赏边城昆明的绮丽多姿：“昆明，这天南的一个华美的都市，就像是象征着南国的温馨。”^[199]还有文人澄清事实，化解外人对边城昆明的误会和偏见：“昆明在以前是被人看作边远蛮荒，瘴气苦人的所在，又因为交通的不便，所以国人很少有机会去观光……要知道昆明的好处，不仅是四季长春，气候温和，而且到处都是山光水色。”^[200]于此可见，昆明的边城文化特质在民国文人那里已经得以确认。(www.xing528.com)

抗战之后的昆明更显光彩夺目，那时的文人自豪地宣称“昆明，这是一个战后中国最令人神往的城市”，它就像“一个民国以后的乡下姑娘，带着一切旧传统的性格走进了一个最现代的城市”，昆明“于是乎就被雅称为‘文化城’，成为莘莘学子们所向往的城市”^[201]。抗战对于昆明文化地位的影响力被某些文人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断言“抗战没有发动前，昆明是被称为文化的荒漠”，正是抗战使得“许多文化人从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杭州、汉口、广州，迁移到这大后方的重镇来”，由此“把这块文化荒漠改变过来”^[202]。抗战结束之后，又有文人惋叹昆明再度冷落的历史命运：“昆明的素养原本不深，借抗战而一起的昂扬毕竟随着抗战的结束而归于一仆”^[203]，乃至“胜利后，本市重要性顿失，中央机关多东迁，逃难学校亦相继而去，是以市容已大不如前”^[204]。抗战机缘改变了昆明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空间地位和文化分量，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空间上的边缘价值与时间上的抗战分野，共同确定了民国昆明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文化坐标。1944年的闻一多大声疾呼：“保卫昆明即所以保卫云南，保卫云南即所以保卫大西南，保卫大西南即所以保卫中国。”^[205]该现象无论在昆明城市史上还是在中国现代史上，都具有文化象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