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的美学蕴含：桂林“文化城”的文学生产

如上所述，桂林“文化城”的作家群落规模极为巨大，吸纳了大量作家。据有关统计，“战时桂林的著译者达950多人”，作者的知识背景十分庞杂，所专学科“门类齐全”^[177]。1937年至1944年，桂林共出版2200多种图书、近300种杂志、10多种报纸；而且，文学艺术类图书有1051种，约占图书总数的48%^[178]，可见桂林“文化城”的文艺生产之发达。就文学体裁而言，桂林“文化城”的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竞相斗艳，而且作品的主题多元、风格多样。

从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来看，桂林作家从多个视点呈现抗战时期的社会图景，抒发了多样化的主体情感，表达他们对于抗战时代的多重思考。

桂林“文化城”作家坚定地揭露侵略者的残暴，描绘现实生活的苦难，激发人民的抗日情绪。艾青的《死难者的画像》和《他死在第二次》、彭燕郊的《半裸的田舍》和《春天——大地的诱惑》、胡明树的《难民船》、黄宁婴的《远天的木棉》、徐迟的《最强音》等诗歌，巴金的《桂林的微雨》、严杰人的《给佛的弟子们》、罗洪的《愤怒和悲哀》等散文，何家槐的《雨夜》、黑丁的《军渡》、艾芜的《受难者》等小说，夏衍的《心防》、田汉的《秋声赋》以及洪深等人合著的《再会吧，香港！》等戏剧，展现了日寇的残酷暴行和人民的觉醒反抗，映射出桂林“文化城”在抗战时代的义愤情绪和救亡呼声。

桂林“文化城”的作家还对各类卖国媚敌、荒淫腐败、损人利己的丑恶世态进行揭露和讽刺。艾芜的《把他当成一面镜子》、聂绀弩的《韩康的药店》、宋云彬的《杀人方法种种》等散文（尤以《野草》杂志上的杂文为代表），胡危舟的《金牙齿老七》、袁水拍的《即兴诗二首》、公木的《水》、鸥外鸥的《食纸币而肥的人》等诗作，韩北屏的《黑与白》、司马文森的《大时代的小人物》和《南线》等小说，欧阳予倩的《越打越肥》和《战地鸳鸯》、丁西林的《三块钱国币》等戏剧，是桂林“文化城”的作家对于抗战社会病症的全面审视，同时也体现了他们的道德批判激情。(www.xing528.com)

桂林“文化城”作家有时也会拉开与抗战现实的距离，将笔触伸入到人性解剖和文化反思的更高层次。巴金的小说《火》第三部刻画了基督教徒田惠世的虔诚信仰与残酷现实的剧烈冲突；艾芜的小说《故乡》叙述大学生余峻庭回到家乡所见到的阴暗世界，冷峻地批判了两面的人性和病态的心理；聂绀弩的散文《早醒记》由失宠的姨太太虐待弱小丫头的残忍行为感叹“人性真是一种难以理解的东西”，宣明“地位的卑贱并不可耻，灵魂的卑贱才是可耻的”^[179]；徐迟的诗歌《历史与诗》反思了社会历史的本相；欧阳予倩的戏剧《梁红玉》和《桃花扇》重现历史、借古讽今；茅盾在《霜叶红似二月花》这篇小说中将目光折回五四前后的江南小城，怀着浓郁的故乡情结，描绘社会纠葛的同时完成了“对东方女性的传统美德的再发掘、再肯定”，而且“反映了40年代民族解放运动热潮中，社会文化心理、观念的变化”^[180]。这些作品表明“文化城”作家们的创作视野超出了单纯的社会政治学范围。

此外，桂林“文化城”文学作品的美学风貌可谓绚丽多姿。诗歌方面，有“七月诗派”的雄浑悲壮，通俗歌谣的轻快明朗，还有旧体诗词的激越高雅；戏剧方面，现代话剧、桂剧、歌剧、历史剧、街头剧、活报剧等各类艺术形式共存，“突击派”和“磨光派”的戏剧美学交相辉映^[181]；散文方面，既有犀利泼辣的“野草”派杂文，又有真切细腻的战地报告，还有巴金、王鲁彦等作家诚朴深沉的抒情散文；小说方面，在以激愤心态和壮美格调描摹抗战现实的小说类型之外，司马文森的《雨季》抒写了轻柔婉丽的爱情故事，心理剖析感人至深；端木蕻良和骆宾基这两位东北作家入桂之后都改变了原有的豪放风格，前者的《初吻》《早春》《红夜》等作品倾诉男女之间的缠绵情感，后者的小说《老乡——康天刚》表达造化弄人的悲凉无奈。“和而不同”的创作风格正是桂林“文化城”文学生态多样性的外部表征。

雷锐先生认为：“由于桂林文化城特殊的政治、地理、文化条件，不少作家旅桂创作时，创作个性相对自由一些；加上以桂林为环境的小说也有令人不自觉地柔化描写的现象，在沉雄为主的风格下，部分桂林文化城小说就出现了阴柔秀美的特征。比之延安小说差不多纯阳刚的开朗乐观风格，重庆小说基本郁愤讽谑的风格，桂林文化城小说似乎风格色彩稍多一些。”^[182]在政治和社会因素之外，看到桂林自然环境对于作家小说风格之影响，在此基础上比较“桂林文化城小说”与其他区域小说的风格差异，雷锐先生的见解十分精辟。其实，这一艺术规律不仅适用小说，桂林山水对于“文化城”文艺生产的整体美学意蕴都产生了潜在作用，使很多在桂文艺家的表现方式更加复杂多样。譬如：丰子恺入桂之前所作漫画“向来以人物为主，有时也画山水作背景，然而都是江南风光”，目睹桂林的雄伟高山之后，他的漫画里开始出现悬崖峭壁、崇山峻岭，“画风有了显著的、新的突破”^[183]；“漓江的山光水色”使画家徐悲鸿“激起了创造一种新的艺术风格的意图”，他开始尝试运用西方绘画的某些技法表现中国山水画中的意境^[184]；戏剧家田汉“把自己对桂林山水的审美感受融化在作品中”，使作品增添了“浓郁的地方风味”，他的话剧《秋声赋》以漓江边的竹木丛作为主要场景，“并以桂林特有的秋风秋雨秋声为全剧造成一种低沉压抑的氛围，映衬处在抗战相持阶段时剧中人的苦闷心情”^[185]。诸如此类的很多实例充分说明桂林风景元素参与了“文化城”文学生态的建构，自然环境成为文学生态系统要素，它使在桂作家的精神体验和艺术手法发生微妙变化，丰富了其作品的美学蕴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