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的精神合力：桂林“文化城”的作家群落

“文学生态”这一概念早就在学界出现，它基于生态学理论在文学研究中的具体应用。有研究者指出，“文学生态”的本质是“‘系统’——文学的生态系统，即相互制衡、衍生循环的‘文学生态链’”^[158]。也有学者提出：“所谓文学生态，就是文学内外各种有机关联的总和。”^[159]鲁枢元建构的“文艺生态学”内涵甚广，意在探讨“文学艺术与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关系”^[160]，包括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社会生态和精神生态等方面的内在关联。归纳起来，自然环境、社会关系、文化空间、美学传统等因素对作家成长以及文学生产的影响，均属文学生态范畴。健康的文学生态一般呈现“多元共生的局面”，它所包含的各种文学力量能够保持“平衡”状态^[161]。基于生态学思想，“群落”一词被转借到文学研究领域，有人将“作家群落”解释为“意气相投、互相依存与发展的文人群体”^[162]，朱栋霖主编的《1949—2000中外文学比较史》也运用了“作家群落”这个术语^[163]。

桂林“文化城”的形成可以说是文化方面有限度的“国共合作”成果，是多方力量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博弈周旋的产物，其政治环境和文化场域与北平、上海、重庆、延安等地皆有不同，历史当事人对此深有体验。胡愈之如此解释抗战期间桂林文化人士很多的原因：“到桂林比在重庆还‘自由’些，不像重庆那里国民党公开捕人”，因为“桂系和蒋介石有矛盾”，所以“在广西地方上政治空气还比较好些，出版、宣传都可以适当进行”，于是“从延安到重庆、香港来的人都要经过桂林，它是十字路口，是交通要道”^[164]。皖南事变之后的桂林政治氛围虽有变化，但桂林的文化空间仍具优势。秦牧回忆说：“桂系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仍然采取了稍为开明一点的政策。桂林的政治气氛虽然恶化了，但仍然比较特务满街的重庆稍逊一筹。再说，桂系中的左派人物建立了一批文化机构，它也比较能够容纳进步文化工作者。”^[165]尽管桂林也有特务活动和图书审查，司马文森自豪地宣称：“一个文化中心的形成不容易，而要摧毁这个中心也不容易”，故而“当时桂林的进步文化活动并没有停止，而且活动面更广”^[166]。十分特殊的政治环境，加上进步人士的团结奋战，共同激活了桂林的文化场域，人们甚至觉得“桂林好像上海的租界”^[167]。

桂林“文化城”的作家活动空间是较为广阔的。在权力场域中，由于周恩来对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领导人事先做了“统战”工作，李济深、李任仁、陈劭先、陈此生等桂系人物又与进步文化力量保持来往，胡愈之、范长江、夏衍、邵荃麟、田汉、欧阳予倩等文艺界领军人物灵活机智地处理作家活动与当局控制的关系，在权力场和文化场之间进行斡旋。桂林“文化城”的作家的活动方式丰富多样，他们举行聚餐会、座谈会、歌唱会、舞蹈会、祝寿会、纪念会等各种集体活动，太平路的《救亡日报》社、环湖路的“国新社”、崇善路的熊佛西榴园寓所等地点都曾是作家联络交往的惯常场所。当然，桂林“文化城”的作家活动并非无拘无束，他们的文化活动毕竟受桂系当局监管，如田汉、洪深、夏衍共同创作的剧本《再会吧，香港！》被禁演，鲁迅先生6周年祭典被阻止，田汉到中山中学演讲受限制……除了文化活动被束缚之外，桂林作家还饱尝“贫”与“病”之苦，1943年的《杂志》上刊载的通讯《桂林的作家群》谈论桂林“文化人的生活不能解决”的问题，介绍了王鲁彦肺病沉重、艾芜借钱度日、田汉难以糊口、周行穷困之极等文坛情状，但也提到了“对歌剧非常感到兴趣”而“倾全力”的端木蕻良、“非常关心将来”的欧阳予倩、“不忘自己的工作”的胡仲持、颇具“学者风度”的宋云彬^[168]。可见“文化城”中的作家无论面对严厉的文化管控，还是经受贫苦的生活煎熬，主体心灵始终充满张力。正因为如此，寄身于“牛棚书屋”的丰子恺居然期望“家居乡村，临近闹市”^[169]；以卖字挣钱的柳亚子时常与朋友举行文会酒会，结伴而游。舒芜说：“当时，人与人之间，政治关系之外，还可以有不涉及或不太涉及政治的亲戚、朋友、文化、诗酒的关系。”^[170]多种人际关系的存在增强了桂城文化空间的弹性，助生了庞大的作家群落。(www.xing528.com)

桂林作家群落规模巨大，但组织严密、脉络清晰，若干团体和机构在其中发挥了核心凝聚作用。《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和文化供应社被誉为“桂林三大民主团体”^[171]，此外还有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桂林分会、广西建设研究会、中共桂林文化工作小组、广西建设研究干部学校、广西大学、新中国剧社、国防艺术社、广西艺术馆，等等。这些机构和团体或由中国共产党所领导，或倾向于进步的政治立场，因此，关于桂林“文化城”的文艺力量的历史性质，秦牧有这样的论断：“实际上，当年桂林的文化活动，正是三十年代上海革命文化运动在抗战时期的一个发展。”^[172]这恰能证明桂林作家群的政治文化底色。

正因为桂林作家群落的聚合效应，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胡风来到桂林之后，“很快便与地下党联系上”并且“自觉地接受党的指导”^[173]；桂林时期的丰子恺“在和进步文化人士的频频交往中，他的思想已印上了大大小小红色的斑点”^[174]；王鲁彦在桂林“加强了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密切了与中国共产党的联系”^[175]……所有迹象鲜明地体现了“文化城”作家群落的政治思想凝聚力。在艺术方面，多样化的文学生态有可能使作家之间产生交互影响力。比如说，欧阳予倩和田汉不断地向端木蕻良“灌输”戏剧知识，使他“这个对京剧毫无常识的人，也敢于尝试写起京剧来”^[176]。由此可见，桂林文学生态具有强大的精神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