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有哪些新的可能性？在国族、政治、社会、文化、地理、伦理等维度之外，能否从“艺术性”层面予以考察？对于运用“从其他艺术的特质中抽取出来的一元性力量”来“解释文学”的行为，韦勒克不屑地称之为“文学的外部研究”[121]，但他的批评反而给我们以启示：若将艺术特质与历史意识、区域文化、文学样式等因素整合为“多元性力量”，是否不失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新路径？
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瞩目于现代文学史的空间影像，诸如胡同杂院、弄堂工厂、乡土故园、洋场都会、山城水域、村庄屯落等，对文学史声音的监听实在欠缺。回想起来，1927年的鲁迅面对“无声的中国”，痛心疾呼“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122]；而武汉保卫战结束的次年（1939年），老舍理直气壮地宣布：“二年来文艺创作成绩最好的是歌……把我们抗战的雄壮情绪，都从喉管里唱出来了。”[123]莫非郭沫若昔日在武汉听到“弦歌之声”[124]，便是中国文学史与战争史共振的空谷足音？
中国文学史不乏“激情”，但武汉抗战文学的“激情”未经外力干预；中国文学史不缺“声音”，唯有武汉抗战文学的声音融会了使命感、自由度和世界性。相比较而言，其他时空中的现代文学生产更多地诉求于法度美（建筑）、意象美（绘画）、情调美（电影）、姿态美（舞蹈），唯独武汉抗战文学偏向声音美（音乐）。(www.xing528.com)
“1938年抗战文学带着它可贵的激情和它的缺陷一同进入衰退期”[125]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气象也有所不同。武汉抗战文学历时较短，作家创作颇为仓促，关于战争图景的描画难免粗略；但是，若论情感密度、凝聚强度和传播速度，其他国统区的抗战文学恐怕很难与武汉抗战文学媲美。想当年，初到武汉的老舍顿觉眼前“水阔山秀，烟影人声，此中含隐着一股什么气息”[126]，这股“气息”化作文学史的“弦歌之声”，其回音恰似江水滔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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