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城市文化与抗战文学的介绍

抗战时期，为何作家聚集于武汉之后易于萌发激情？除时局因素之外，区域文化有没有触动作家的主体精神？武汉保卫战仅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跨度，是否意味着武汉城市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轨迹无涉？

论及武汉城市文化，有人认为武汉市民“在汉口商业文化的浸润下”容易养成“崇实尚利的实用主义价值取向”^[90]。此说可能有一些依据，但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宜夸大汉口商业文化对整个武汉区域的辐射面和统摄力，也不能忽略武汉乃至湖北传统文化的潜在力量。武汉文化是多元复合体，知音文化（其本源自楚人钟子期与晋人伯牙的以琴相知）位居核心，或曰“知音文化是武汉城市之魂”^[91]。皮明庥推断，“知音文化既是音乐文化，更是情感文化”^[92]，这种文化“凝集了楚人浪漫的人文精神”^[93]。方方也说：“武汉人是崇拜楚人的。因为楚人尚武且又有一种无拘无束的浪漫和任性，深合武汉人意。”^[94]池莉将武汉人“骨子里充满了孤标傲世的浪漫情怀”诠释为“非常典型的老武汉城市文化特征”，认为“老武汉这个城市首先是一个由音乐和诗歌孕育的城市”^[95]。“激情”“诗歌”“音乐”等高雅成分的存在，使商业文化很难在武汉全面扩散；即便在汉口，商业文化和功利主义亦未全盘覆盖。美国历史学家罗威廉发现，19世纪“许多汉口富商精心地培育文人生活模式和鉴赏传统”，他们热衷于“古曲”“骈文”“武术”等优雅活动，诗歌是汉口“精英文化”中“最突出”的要素^[96]。武汉商业文化分享了知音文化的诗性内质，反之，知音文化渐渐演化为一种以浪漫精神为底蕴的雅俗共赏型的区域文化。连方方都觉得不可思议：“书香气和俗气二者一般都相悖，而在武汉怎么又交织一起呢？”^[97]

抗日战争淬炼了武汉的知音文化，而武汉的知音文化又加速抗战激情的酝酿与发酵，作家的精神能量随之激增。抗战前的武汉已显浪漫底色，茅盾曾说“大革命时代的武汉，除了热烈紧张的革命工作，也还有很浓的浪漫气氛”^[98]。武汉保卫战开始，大批“来自北京、天津、上海的知识分子难民”反而在江城营造了“乐观主义氛围”^[99]。梅志对高歌猛进的武汉抗战文化记忆犹新：“刚到武汉时，朋友们都处于兴奋状态，真可以说是意气风发，激情满怀。”^[100]陆慧年也难忘“沸腾的武汉”：“那时的武汉真是热气腾腾。平、津、京、沪和沿海一带各界著名人士和抗日积极分子都云集武汉。”^[101]激情飞扬的武汉市民与意气风发的中国文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知音文化内涵在抗战背景下得以延伸与拓展。当“第三厅”组织十万人的火炬游行活动时，武汉民众团体“纷纷”与之联系，游行活动盛况空前，“口号声、救亡歌声响彻天空”，“武汉市的群众扶老携幼沿街观看游行”“到处洋溢着万众一心坚决抗日的热烈气氛”^[102]。阳翰笙深有感触：“这时的武汉，几乎人人唱歌，工农商学兵、老少中青年，几乎人人都引吭高歌”^[103]，“如果你说这时的武汉是一个庞大的歌咏队也不算过分。”^[104]知音文化为抗战激情推波助澜，抗战激情为知音文化鼓风扬帆。

武汉的知音文化与作家的主体激情共同作用于抗战文学的生产节律、样式选择和艺术创新，给那一时期的中国文学史打上“武汉”印记。

武汉的城市文化强化了现代作家的情感力量。抗战时期，辗转至武汉的外来者们“太兴奋”，仿佛“共同在一个火炉中”被“烧熟”^[105]。置身于武汉抗战的狂潮激浪，“富有才华与激情”的郭沫若完成了文化宣传“经理人”的“角色”转变^[106]，就连平实温和的老舍也怀有“浪漫而富有幻想”的“使命感”^[107]，作家心态较为激进。“这一时期创作的热情是非常有感染力的”^[108]，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节律明显加快。(www.xing528.com)

知音文化对抗战文学体裁有间接调控作用。“与歌曲音乐最接近的是诗歌”^[109]，所以“战时的武汉，也是一座诗歌之城”^[110]，尤其是“诗朗诵活动的开展，使诗歌长出了激情的翅膀”^[111]。作家光未然是音乐家洗星海的室友（武昌昙华林），他在战前呼吁用戏剧培养“坚强的意志，热烈的情绪和集团的精神”^[112]，抗战戏剧果然勃兴。报告文学是诗意化的报道、流行化的心曲，接受武汉抗战文化洗礼的报告文学作家往往青睐“音乐性”。如碧野的作品“带有节奏感，音乐美”^[113]，舒群的话语和文体有时“节奏强得像音乐”^[114]。

知音文化驱动作家尝试艺术变奏。武汉抗战文艺思潮犹如交响曲，作家们都有极强的创新意识。“原是不常写诗”的萧红对“诗的朗诵问题”萌生“极大的兴趣”，开启诗歌朗诵的“第一次试验”^[115]；诗人艾青“逐渐磨去了他旧时的忧郁”，唱起“激越的战歌”^[116]；老舍疏离以往“基本上是暴露性的”写作立场，转而创作“既歌颂，又有暴露，甚至以歌颂为主”的小说《蜕》^[117]。知音文化高扬开拓、革新的艺术精神，进而促成“武汉抗战文艺春天的气息、狂欢化的状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118]。

综上所述，武汉知音文化为抗战情境中的戏剧、歌谣、弹词、快板、大鼓、相声、评书等文艺形式的勃发提供文化土壤，且激励作家启动文艺大众化实验。老舍、穆木天、蒋锡金等人学习武汉民间艺人的大鼓演唱，洪深“倡导以湖北方言演出”戏剧“受到武汉人民的热烈欢迎”^[119]。当然，武汉知音文化的欣欣向荣也离不开举国激扬的抗战文化语境和精英云集的文人生态系统，否则，其高雅成分与“实用主义”因素的对比关系将发生剧变，乃至湮没在当代城市快车的呼啸声中。雅俗消长之端倪已见于“新写实小说”，内中人物“普遍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厌弃，对激情和浪漫生活的拒绝”^[120]，此现象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