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战文学的文化风貌介绍

谈到抗战文化史上的武汉，美国汉学家麦金农断言：“无论是在此前还是此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首都都不能与这一时期的武汉相比，因为，这一时期的武汉享有议会式的争论和政治实验，媒体在文化领域内自由蓬勃地发展，大量释放具有原创性的能量。”^[45]他还指出：战时的武汉已变成“文化变革的实验场”；由于“许多文化界的领导人认为宣传是抗战中非常重要的武器”，包括茅盾、老舍、郭沫若等文学家在内的“中国文化界一些最著名的人物”主导了武汉“文化变革运动”^[46]。尽管麦金农对抗战以前的中国文坛似乎不太熟悉（例如他竟以为郭沫若“曾与徐志摩、茅盾及其他人一起成为新月社的创始人”^[47]），他对武汉抗战文化成就无以复加的称赞也有可议之处，但他洞察武汉抗战文化超常的宣传力量和创造潜质，这一点难能可贵。

其实，强调武汉抗战文化宣传效用的人士不啻西方学者麦金农，亲历武汉抗战的中国文人也持相同看法。1937年10月，冯乃超在《武汉文化运动的展望》一文中倡导以“唤起民众，组织民众”为目标，掀起“与全面抗战相配合的文化运动”^[48]。迨武汉保卫战打响，发动民众抗日的呼声愈加激烈。据阳翰笙所述，自“第三厅”成立于武汉开始，“文艺创作和文艺运动”便是抗战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众多“作家”和“艺术家”以及群众“在武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震动中外的抗日宣传”^[49]。宣传意识的强化使作家的文化心态和行为方式发生微妙的变化。麦金农洞彻此理，他关注郭沫若“几乎每天都在武昌与汉口的大集会演讲”的日常行为，察觉郭沫若以“长篇自传诗体诗歌《洪波曲》”来“表达武汉精神”的心理情结^[50]。我们藉此看到：曾为创造社元老的郭沫若在武汉重获激情，他勤于演讲，热衷发言，踊跃贡献声音形态的话语能量。我们尚需追问：这只是发生在郭沫若身上的个案现象吗？其他参加武汉抗战的作家有没有表现出相同情状呢？

武汉抗战文学体裁理应备受关注，它是作家传情达意的艺术样式。章绍嗣等学者指明，“武汉抗战初期，文学创作的热门是报告文学、诗歌和戏剧”，而小说创作“比较沉静”^[51]。实际上，整个武汉抗战期间，这三种文学体裁都很显目，国内已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关于武汉抗战文学的概述，通常都要提及亦门、碧野、曹白、舒群、丘东平、李辉英、范长江、刘白羽、王西彦、周立波、谢冰莹的报告文学，高兰、穆木天、光未然、田间、胡风、艾青、臧克家、邹荻帆、蒋锡金、王亚平的诗歌，以及田汉、阳翰笙、洪深、老舍、宋之的、荒煤、马彦祥的剧本。抗战初期的报告文学殊为壮观，以群宣告“从‘七·七’起，中国报告文学则随着抗日战争开展而开始了异常的发达”（以群：《抗战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52]；茅盾进一步总结：“在作品方面，这一时期——从‘七七’到武汉失守，最流行而最精彩的，是报告文学……基本的调子是颂扬军民的勇敢牺牲的精神，控诉敌人的暴行。”（茅盾：《抗战文艺运动概略》）^[53]“调子”“颂扬”和“控诉”之谓，表明茅盾十分推重武汉失守以前的报告文学“扬声”效应，它不同于“延安抗战报告文学”的“战争特写”与“风情图画”^[54]，也有别于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全球村庄’的社会全息图画”^[55]。在彼时的武汉，“抗战诗歌，活跃于一时，呈现出热烈蓬勃的局面”，而“诗歌朗诵运动”是其中“有较大影响的诗歌活动”，苏光文由此断定“在中国现代新诗史上，新诗由视觉艺术变为听觉艺术，而且形成运动，这应当归功于这时的武汉诗人们”^[56]。换言之，中国现代诗歌大规模“发声”现象肇始于武汉抗战文学。作为综合艺术的戏剧也需借助声音，章绍嗣将武汉抗战话剧看成“全国抗战初期戏剧的主要部分”，并确信“抗战初期的戏剧创作，特别是小型话剧创作，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话剧创作数量的高峰期”^[57]。对声音艺术的偏重与运用，正是武汉抗战文学的一大特色。(www.xing528.com)

为了最大化地实现抗战文学的宣传功能，静态的、凝固的视觉符号很难满足武汉作家的表达欲望；他们普遍追求文字艺术的“附加值”，声音是其首选。国外早有类似案例——音乐在15世纪末期的欧洲基督教教义宣传中取代了绘画的地位，房龙认为其原因在于“音乐让普通人感受到了更大的快乐”^[58]，我们据此是否可以理解为声音艺术对民众审美快感的刺激强于图像艺术？直面抗战的烽火，几乎所有武汉作家都急切地发出自己的呼声——不仅写作，也积极从事朗诵、歌咏、演剧、演讲、评书、鼓书、戏曲等文艺活动。尽管武汉抗战催生了老舍的《蜕》、姚雪垠的《差半车麦秸》、丘东平的《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等名作，但是“相对来说，在武汉时期，小说创作较为沉寂”^[59]，更“火爆”的文学事件来自《第七连》《战地书简》《北方的原野》《西线随征记》《台儿庄战场散记》等报告文学、《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黑龙江》《武汉礼赞》《儿童节》《反侵略》等朗诵诗、《塞上风云》《八百壮士》《江汉渔歌》《台儿庄》《三江好》《难民曲》《最后的胜利》等剧作的生产与传播，它们与《义勇军进行曲》《保卫大武汉》《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在太行山上》等歌曲交相辉映，尽显“传声”之特效。朗诵诗被称为“听的诗”^[60]，且“戏剧的声音是强有力的，是高亢的”^[61]，而“报告文学的作者等于叙述者”^[62]，以至被国人寄予“讲好中国故事”的热望^[63]。凡此种种，足以证明：1937年至1938年之间，中国现代作家在武汉集体发射强大的文学“音波”。武汉作家的文本声音之外，尚有《七月》编辑部的座谈会、鹿地亘与绿川英子的日语对敌广播、洗星海的抗战歌咏会、叶君健的英语对外广播……武汉抗战声浪既面向世界，又席卷一切！